4月10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PBCSF）主办、京东科技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和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CFD） 承办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1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在27个平台全网直播，受到近百家媒体瞩目，直播观看人数超千万。
圆桌（二）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与会嘉宾合照
论坛圆桌（二）主持人由瑞银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担任。出席圆桌论坛（二）的嘉宾分别有，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历，保银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首席经济学家们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政策走向和经济复苏进程里，中国将会率先实现政策的正常化。中国在跨周期调节的基本框架中，确立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基调。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通胀和政策走势，各位经济学家有不同见解。
2021年中国GDP增长预计超过9%，消费和新经济成为主要动力。
瑞银汪涛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在国内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有望实现9%的增速，名义GDP增长达到12%。得益于全球疫苗推进，经济正常化，以及美国在此基础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全年的出口增长预计在16%左右，甚至还有上行的风险，比去年更加强劲。制造业投资今年会出现大幅反弹，增长会在10%左右甚至以上。制造业投资的反弹可能会抵消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放缓。消费将得益于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和工资有了恢复性增长，服务业消费今年的增长可能会比产品的消费增长稍快。今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两方面，全球疫情和疫苗普及的程度，以及房地产在政策收紧下的应对。
汪涛
建银崔历认为，中期来看，这一次复苏比较强的是高科技行业和先进制造行业，这跟以前的建筑行业引起的复苏不同。从利润率上来讲，建筑相关行业的利润率相对比较疲软，新经济的行业利润率比较强，延续了疫情之前经济转型的结构性变化。自2016年供给侧改革以来，可以看到几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地产建筑相关的旧经济占比下降，消费、医疗和电子行业等新经济占比上升；同时旧经济行业本身也在整合，不仅体现在集中度上，盈利能力也有所提升。这两方面的转型趋势在疫情后进一步强化，可以说疫情加速了中国经济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这几个变化非常关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一，过往十年宏观经济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效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速在下降。转型本身意味着资源的配置更加有效，未来经济走出“L型”见底回升就更有可能性。二，经济和市场的逻辑关系会发生变化。在经济下行期间，市场普遍认为只有信贷放松才能影响企业的盈利周期，即金融周期影响价格周期进而影响GDP，再到企业的利润周期。但未来随着经济转型，企业自身生长动力在提升，金融周期本身则不构成一个影响盈利周期最关键的因素。在疫情期间，虽然货币有一定的宽松，但主要是为了弥补疫情下现金流的短缺，而企业盈利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这说明金融周期和企业的利润周期开始有了一定的脱节。可见的未来里，虽然政策开始收紧，但因企业自身动力的变化，周期上行得以持续，不仅是成长型企业，传统型企业也会收益。三，由于效率攀升，中国的无风险利率不会出现趋势性下行，而储蓄的收缩也支撑了无风险利率。总体来讲，因为效率的提升，中国未来几年无风险利率的区间波动或将保持坚挺。
崔历
通胀将有所上升，但压力可控。
瑞银汪涛认为，生产价格指数PPI今年上涨平均3%以上，尤其是上游的价格涨的比较多，但是下游传导到消费品的核心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可能有限，因为下游的竞争比较激烈。预计今年消费者价格CPI前低后高，主要是受基数影响，猪肉价格已经进入了下行的周期，全年CPI平均在2%以上，下半年可能是2.5%或者以上。”
建银崔历也认为，今年全球的通胀预期比较强，带动工业品的价格上涨的力度比较强，但是对于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可能没有那么强，CPI会比较稳定。
长江伍戈认为，供需的缺口会造成通胀的压力。疫情冲击同时具有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个特性，因此价格下滑并不明显。从供给面来看，疫情以来制造业供应商的交货时间在明显加长，下了订单供给供应不上。把全球的工业产能拟合在一起的话，全球的供给产能没办法适应今年需求扩张的，造成了供需的缺口。例如，美国由于疫情的原因，页岩油的投资非常少，或很多企业破产，使得页岩油的供给能力在短期内根本没办法恢复，抑制了传统能源供给。另外，全球疫情修复是不平衡的。智利、巴西、印度目前疫情屡创新高，它们是很多原材料甚至是粮食的重要生产国，原材料供应链由于疫情原因供给受到了约束，并且这样的缺口还在拉大，使得市场进一步出现了比较紧张的局面。
伍戈
信用政策边际收紧，利率走势易上难下。
瑞银汪涛表示，今年的政策会边际上收紧流动性，但更重要的是要降低信贷的增速，主要是通过宏观审慎的工具, 会更加强调风险的严格管理，包括三条红线、房地产信贷的上限、影子信贷、互联网金融监管等都收紧。预计今年社融会增长11%左右，低于去年13.8%，但是收紧也不会显著拉低经济增速，因为不像去年那样有那么多企业借钱生存。因此，今年的宏观杠杆率可能会下降4-5个点。
建银崔历认为，今年的政策利率不会变，但面对产业转型的大趋势，政策的判断将更多注重管理政策的调整和防范风险的问题。如果产业周期成为经济重要的带动力量，则增长本身不再需要大幅地刺激。银行方面的信贷政策会收紧，预测社融年底大概到12%。在货币政策逐渐退出的过程中，利率水平尚在恢复甚至进一步上升，特别是长端利率。若利率水平太低，导致流动性过于宽松，也会引起资产泡沫的问题。预计下半年十年期国债还会继续上升到3.6%的水平。
长江伍戈认为，政策利率上半年有变动的可能性，二季度银行间市场利率易上难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跟着名义GDP的演绎而演绎的，高点可能在二季度，下半年长端利率往上的动能会稍微弱一点。信贷和社融的同比增速已经在收敛了，信贷利率和房贷利率会趋势性向上。因为历史经验显示，银行间的市场利率往往会领先信贷市场利率大概一、两个季度，在去年3、4月份之后银行间利率出现了系统性抬升，所以对于今年信贷端的利率趋势性向上。
中银管涛认为，2020年社融增长略低于2020年的水平，但会高于18和19年的水平。政策性的利率会不会动，关键是看通胀和就业的情况。从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新增就业比去年有所改善148万，但是比2018年、2019年前两个月的水平还是要低的，每年的前两个月都是170多万，现在只恢复到了150万。从就业优先来看，相关政策的支持还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不急转在今年体现在宏观杠杆率上的比较快，今年由于分母名义GDP可能会有比较快速的增长，宏观杠杆率可能是会是稳中趋降的趋势。
管涛
中国的政策应该聚焦于中长期的财政和金融稳定，这是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关键。
保银张智威表示，中国现在政策的方向是淡化短期保增长的压力，聚焦于中长期的财政和金融稳定。第一，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监管当局都想在经济、就业基本面和金融稳定方面寻求平衡。既然今年的经济方面已经很好而且有可能过热，监管当局可能越来越多的会把注意力转向金融的稳定方面。第二，目前中国政策明确的指向是，不追求今年GDP做的多高，而追求的是中长期的可持续性。今年的“两会”一个很好的迹象是，不仅仅是五年规划，还有2035年的长远规划，淡化短期保增长的压力，聚焦于中长期。美国越来越聚焦于短期经济的增量，中国应该超越短期的问题。因为全球的投资者更愿意把钱投到中长期财政和金融稳定的更持续的市场里去，中国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政策的制定。第三，关于结构性的改革，过去的半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速度有所加快。比如，RCEP、中欧投资协定、注册制，包括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限制，都是非常好的政策。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改革的措施不要因为外部的一些原因而放缓下来，一些改革可能短期是会带来镇痛，但中长期的利益是很高的。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从政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中长期利益，尽量把改革的政策推进下去。因为这些政策对于投资来说非常关键，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对于结构性的政策是不是能够推行非常关注。
张智威
新兴市场缩减恐慌或成为后疫情时代重要的尾部风险，但中国的抗风险能力较强。
中银管涛认为，新兴市场缩减恐慌或成为后疫情时代重要的尾部风险，需要对新兴市场的缩减恐慌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核心就是要减少主要央行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然而在后疫情时代减少主要央行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大国博弈中，全球公共卫生的抗疫行动被政治化，破坏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良好氛围，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氛围完全不同。第二，2008年危机时，美联储推出三轮量化宽松，被指责挑起了货币战争，在2013年美联储退出预期时候，又引发了新兴市场的缩减恐慌，可见美联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都会引发动荡，这是根植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在本轮疫情中，美联储史无前例的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释放了40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对全球金融反弹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后期美元流动性逐渐回收，肯定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资本的流向造成很大的影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在部分新兴市场引发的部分资本外流的现象就是一个预演。第三，大国政策对内优先制约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空间。理论上来讲，欧元区把货币政策让渡给了超主权的欧洲中央银行，所以各成员国是没有货币政策的，但是一般大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看国内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情况，不太会兼顾外部的溢出效应。
一旦美国认为充分就业目标达成以后，刺激政策的退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由于新兴市场发展中大部分国家经济恢复是比较慢的，必然会受到美联储政策溢出的影响。但中国在缩减恐慌中可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在过去一年里，虽然民间对外净负债有所增加，但货币错配并没有明显恶化。把储备资产剔除后，民间对外净负债在去年年底是1.2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远低于2015年6月之前的水平，这增强了我们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抗冲击能力。第二，人民币汇率“破7”以后，市场化程度增高，灵活性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在增强。第三，中国贸易顺差仍然比较大，跨境直接投资仍然维持净流入的局面。经常项目仍然有比较大的盈余，不论是绝对规模、甚至于GDP的相对规模都会比2020年有所上升，为应对缩减恐慌外部冲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21年4月10日，阔别两年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正式回归。本届论坛以主旨演讲+圆桌讨论两部分组成，采取线上参会、全网直播的形式，让观点交流、思维碰撞畅通无阻。论坛邀请到二十余位重量级嘉宾相聚云端，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后疫情时代的货币和信用、碳中和与宏观经济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论坛总主持人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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