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在清华百年大礼堂出席并致辞了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IDC)联合举办的“2019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
（周皓教授开幕式致辞）
周皓教授开幕式致辞中，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对参会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指出这次会议对国际贸易争端和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度讨论，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周教授指出，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GDP相加约为全球经济的30~40%，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不仅影响两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波及到全球其它经济体；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适当调整中美经济政策、维持中美经济稳定发展，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稳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对理论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争端都会诱发经济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创新，周教授举例：1929~1933年大危机带来了凯恩斯主义和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通胀、石油危机带来了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等三剑客的革命；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延伸到2012年的欧元危机带来了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交叉领域的长足发展，学界对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2013年尤金·法玛、拉斯·汉森和罗伯特·席勒三位致力于金融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诺贝尔奖。
最后是对微观主体有效防范各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周教授表示，在贸易争端的国际形势下，企业要关注供给链方面的调整、要在生产布局中对冲实体经济调整带来的风险，个人要使用市场价值的方式来进一步调整和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资产配置风险，学生要有效地防范和管理自己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国别风险和政策风险。
在随后的“中美贸易争端与世界秩序”圆桌讨论与观众问答环节中，周皓教授主要强调三个观点：
一，中美贸易摩擦是长期问题，并非大家原本设想的三五年，是至少要存在五十年的问题；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大，约0.5%，低于学界及国际投行等的判断；
三，城镇化和房地产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抵消贸易争端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有效机制。
（图为周皓教授发言）
以下是周皓教授致辞实况：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国际贸易关系的盛会，今天也是最近唯一一个暖冬，看到大家在外面排着长队来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应该马上能想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仅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对大家来参加此次会议表示热烈地欢迎！
这次会议是由学院鞠建东老师组织的，聚焦于国际贸易争端和中美贸易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讨论是有很大经济、政策含义的。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者的GDP加在一起应该相当于全球经济的30%-40%，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恰当地解决贸易争端的话，对两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又广泛波及到全球其它的所有经济体，所以中美贸易问题的妥善解决，中美经济的稳定发展，中美经济政策的适当调整，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稳定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今天讨论不光有经济政策含义，也有很深刻地学术和理论方面的意义。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争端发生以后，在经济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诱发了不少的创新。
比如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和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领域。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通胀、石油危机带来了理性预期学派的革命---卢卡斯等三剑客的革命，这也是危机带来的学术和理论创新。
近年来，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延伸到2012年的欧元危机，在这个之后，对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交叉领域的研究，对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所以也不奇怪2013年三位做金融市场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诺贝尔奖，分别是尤金·法玛、拉斯·汉森和罗伯特·席勒。
重要的经济冲突，重要的经济危机，重要的经济事件，都是学术和理论创新的源泉，由此很可能还会带来更为前沿的发展。今天的学术讨论在2018年初国际贸易矛盾、中美贸易摩擦开始2年之后，也许未来几年也就是不远的将来，在座的各位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的大师们就离诺贝尔奖更近一步了。这也是我今天即忧心（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也欣慰（关于国际贸易的学术创新）的一个原因。
最后，贸易争端和贸易摩擦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操作实践也是有重要意义。比如作为企业家，你要关注供给链方面的调整，所以你要在生产布局中对冲这种实体经济调整带来的风险。
比如作为个人，你会关心个人资产配置的风险，汇率的波动，人民银行和外管局从今年7月份就允许人民币汇率比较自由地浮动，从6.9贬值到7.2又回升到7.0。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需要使用市场价值的方式来进一步调整和对冲个人资产配置方面的风险。
比如作为学生，你可能要去国外留学，也要有效地防范和管理自己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国别风险和政策风险。
总而言之，今天关于国际贸易冲突、国际贸易争端的深度讨论，对我们理解很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一个学者的理论学术创新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我们微观主体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我还是要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盛会，预祝国际贸易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圆桌讨论环节，周皓教授围绕中美贸易争端与世界秩序话题分享了他的几点看法。以下是周教授圆桌讨论环节实况: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是非常长期的问题，比原来大家想象的三五年要长的多。
第二，稍微与众不同一点，我觉得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不是很大（和流行的观点不太一样）。
第三，国内比较长期结构性的政策来对冲中美贸易的负面影响，中长期来看还是取决于城镇化和房地产的健康发展。
我简单阐述一下，都不展开谈了。贸易争端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两年的问题，有人说是三五年的问题，我和鞠建东老师就说这是50年的问题，鞠建设老师自己也给出了答案，美国在1896年从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的时候，货币、金融等服务领域英国一直是领先的，直到二战之后，五六十年的时候，美元、金融服务等其它方面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之后，在非实体经济上要花50年到70年把双方的争端给解决掉。
2014年世行和金融时报都有统计，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这个摩擦就开始了，到2018年正式发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解决？我觉得至少50年时间，这不是三、五年的事情，是50年才能彻底解决在货币、金融、科技、服务领域的摩擦问题。
但是，这个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负面影响？我听到的极端的观点特别多，比如IMF说有两个百分点，当然你也可以说如果贸易争端一直延续，是不是每年两个百分点；我个人觉得这个估计是偏大的，国内有些智库说超过2.5%。从我们对实体经济的感受、以及一些政策研究来看，也许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只有0.5%，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包括国际投行在内的比较低端的估计。
但中美贸易摩擦是很长时间的问题，刚才鞠建东老师提了很多应对政策，我觉得维持国内经济长期增长，最重要的来源在现在历史阶段，中国人均收入应该是6000-9000美元的经济体，即是一个刚刚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在这个时间段上，中国的城镇化比率全国来看40%-60%，和高收入国家95%城镇化程度还差很远，而且这个过程不是5年、10年就能达到的，还是一个50年、70年的很长期的过程。
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推动力量是城镇化从50%到95%的过程，也是在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下），这是我提的一个与你们不太一样的观点，城镇化和房地产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抵消贸易争端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有效机制。
周皓教授在观众问答环节，结合之前嘉宾观点与观众提问，简单的拓展了其观点的内涵。以下为周教授答观众问实况：
周皓：第一个我和陈教授说的实际上不矛盾，城镇化即包括超大城市、也包括中等城市。
第二个我跟他的建议是相反的，我并不认为现在大家要去北京和上海是完全代表市场化的导向，因为有补贴，比如原来交通成本很低等，原来有价格扭曲、户口制度的情况下，和医疗、大学资源本来就不均衡的情况下，人的选择流动并不完全代表市场流动。
第三个观点其实跟你相似，我觉得贸易战是很长期的，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对经济有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当中长期能够对冲，我们俩说的是一样的。
但我私下觉得不是北京、上海的再增长，而是更广泛城市的不足（城镇化的不足），我们俩终极目的是一样，但渠道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增长的来源是一线城市之外的其它进一步的都市化，这就是我跟他的稍微区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