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在清华百年大礼堂出席了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IDC)联合举办的“2019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并参与了“中美贸易争端与世界秩序”圆桌讨论。
（王勇教授发言）
王勇教授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争端的“新冷战”局面，主要有以下五个观点：
第一，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甚至的“热战”的可能性增加。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的同时，还在进行情报战、意识形态战、舆论战、国际关系战，美国的安全方-战略鹰派正在利用中国的“弱点”、“痛点”攻击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中美大竞争、战略竞争，加上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内政治极化的发展将使中美关系更加困难。美国的政党政治、府院关系都在重组。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发展与内部矛盾是引发中美之间对抗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将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主要因素。从能力、国际定位来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贡献全球新增GDP33%，也是最大的内销市场、最大的贸易国家，有将近130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从意愿与意志来说，中国不寻求世界霸权，主张对于现行的国际体制不需要推倒重来，而是加以改革和完善。在美国贸易战的高压之下，中方采取了更多的单边开放的措施，这些举措十分重要，是保证中国维持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利益与全球经济利益的明智选择。
第三，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对美工作要打好“五张牌”。美国政治、中美关系、国际关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是一个以利益集团为主导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而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不少的共同利益，所以在当前中美经贸谈判中，我们需要打好“五张牌”-争取农业集团、能源集团、华尔街资本集团、在华投资企业及其商会等代表机构，以及美国地方政府的支持。
第四，中国以更大程度的开放来应对日益“关门”的美国。美国在限制国际交往、国际交流，我们反之要采取更主动、更开放的姿态，加大中美人文交流的力度；要更多地强调中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道路、体制，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和体制的共通性。
第五，2020年中国政府应该正式考虑、提出加入CPTPP。加入CPTPP的谈判与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是一致的，且作为“外压”，可以“倒逼”改革，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
在观众问答环节中，王教授提到中美之间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模式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是全面的、不可避免的。中美双方应确认共同利益，寻求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建立战略共识，贡献更多国际公共物品，不一味付出，平衡理想和现实利益的关系。
（王勇教授发言）
以下为王勇教授圆桌论坛发言实录：
谢谢鞠教授，谢谢金融学院的邀请，今天非常高兴分享我的观点。因为我算是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我们的方法强调政治因素、权力因素、国家间关系、国际机制等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这里面涉及到国内政治、国际机制、全球治理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经济利益分配的影响。我要分享的观点有下面几个：
第一点，中美当前应该说处于非常危险的时刻，中美爆发“新冷战”甚至“热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今年5月中美贸易战第二阶段谈判破裂以来，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从关税战上升到科技战、货币战、金融战。刚才提及的香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中美之间大战略竞争下面发生的事情，应该说香港对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受到政策的限制，所以到今天为止上海在我们国家金融当中的作用应该还是赶不上香港的。
与此同时，最近几个月，中美同时在进行情报战、意识形态战、舆论战、国际关系战，美国的安全方-战略鹰派正在利用中国的所有“弱点”、“痛点”攻击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比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打着国际自由航行的旗号；香港问题，以支持民主、人权为幌子；新疆问题上，美国以人权、宗教自由为理由；台湾问题上，以民主为理由；未来，西藏、台湾等问题可能会发酵。尤其是围绕台湾大选，美国明年将加大对于台湾问题的干预，美国安全鹰派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一系列事端应该是非常可能的，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以反制。
中美之间紧张关系在不断地集聚，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中美离“热战”还是有一段距离，不过“新冷战”的苗头越来越突出了，1950-60年代美苏“冷战”最重要的特征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中美紧张关系也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中美大竞争、战略竞争，加上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内政治极化的发展将使中美关系更加困难。特朗普上台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党政治、府院关系都在重组。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发展与内部矛盾是引发中美之间对抗冲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点，中国是影响、塑造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能动性作用很大。前面经济学家们都谈了他们的观点，我今天来晚了，姚洋教授的演讲非常遗憾没有听到，鞠教授的发言我听到一部分，我觉得很振奋，印象非常深刻。他的演讲也突出了中国的能动性作用，中国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将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结局。
我特别认同中国的主动性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将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主要因素。我们中国有充分的信心应对美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从能力、国际定位来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贡献全球新增GDP33%，也是最大的内销市场、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有将近130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从意愿与意志来说，中国不寻求世界霸权，我们主张对于现行的国际体制不需要推倒重来，而是加以改革和完善。我们在不断地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比如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贸易战的高压之下，中方采取了更多的单边开放的措施，加大深化改革开放的力度，密切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中国的这些举措十分重要，是保证中国维持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利益与全球经济利益的明智选择。
第三点，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对美工作我们要打好“五张牌”。有很多战略家、经济学家开始对中美关系做出非常悲观的预计，中美冲突可能会持续50年甚至100年。我们从欧洲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大国的冲突，英法的冲突将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当今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关系与美国政治的最大特征仍然是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充满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当前，大家对中美关系之所以那么悲观，还是因为美国共和党极右派、安全战略鹰派主导了美国的权力中枢。
我最近连续两年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进行调研，我的感觉是美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的诉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共同的利益，或者存在很多潜在的共同利益，需要我们发掘。我们的对美工作仍然需要耐心与智慧，我们需要打好这“五张牌”，当前中美经贸谈判当中也在打这“五张牌”，即争取农业集团、能源集团、华尔街资本集团、在华投资企业及其商会等代表机构，以及美国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和联邦政府不一样，美国是一个以利益集团为主导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特朗普当选以来，鹰派们在中国问题、自由贸易问题上制造了一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但是，现在美国的舆论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我们可以做美国人工作的空间与机会。
尤其是美国中下层的老百姓并不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对美国的竞争顶多排在第七位、第八位，美国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国内问题。
第四点，作为我建言献策的一部分，就是以中国更大的开放应对日益“关门”的美国。美国现在把一切都“安全化”，草木皆兵，我们要避免在高压之下犯美国人同样的错误。美国在限制国际交往、国际交流，我们中国要采取更主动、更开放的姿态，加大中美人文交流的力度。我们上下已经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但是做的还不够。我们的门应该更大的开放。
对外交流宣传上，我们要更多地强调中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道路、体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体制的共通性。我们的宣传要要做到内外有别。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主张的模式与道路，和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没有矛盾，是共同的。对外交往就是要更多强调共通性，习主席强调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美有1000个理由搞好关系，我们要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
最后，一个十分具体的建议，2020年中国政府应该正式考虑、提出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至少我们要在加入的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准备。加入CPTPP需要跟每个国家来谈，明年是非常好的时机。明年3月底习主席访问日本，建议中方正式提出。加入CPTPP的谈判与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是一致的，作为“外压”， 它有助于“倒逼”改革，推动国内改革开放。谢谢大家。
以下为王教授答观众问实况：
提问：关于中美之间文化如何，是不是可以找到共同点，请王教授来谈一谈。
回答：实际上我们讲中美贸易争端有实际的经济利益的竞争、特别是围绕着高科技，中美之间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美国过去满足于中国处在中低端产业、对它构不成竞争的局面。
我们现在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当中上升，而且上升的势头很猛，比如说最新的研究，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苹果手机当中的本地增值，从过去的5%到6%，已经上升到30%了，可以说我们学习是最快的一个国家，我们利用了产业链。
我强调新冷战的因素，看到中美之间有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全面的，某种程度上面有着不可避免性，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要确认共同利益。因为中美虽然有差异，但是也有很多的共同利益，没有共同利益的话，我们中美贸易量不会那么大，而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双边贸易。
第二个，在提到差异的同时，我们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我们要更多的强调供给，比如说美国现在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干预。国家的力量、公有经济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所以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方面还是和美国、西方世界有一个对话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建立战略共识，共识非常重要，首先是理解战略共识，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对外表述，包括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落地，怎么使别人真正的相信。我们有很好的观念，但是需要不同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来很好地解决。
提问：刚才崔凡教授也提到，我们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据我所知，这个数字是400-500亿美金，分两年执行，前提是双方取消关税。据我了解，贸易战之前，2017年购买其实已经达到了200多亿。有一种观点说这样的一种协议其实是不痛不痒的协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回答：我简单讲两句，我觉得您刚才的问题是来自我们企业家的声音。鞠教授刚才讲“一带一路”，实际上我们特殊的国情在面对特殊的事情之下，我们做出了一个承诺，要更多地贡献国际公共物品（“一带一路”），但就“一带一路”来说，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光有情怀还不行，还需要会算账，不能太做亏本的买卖，这个很重要。
一方面，我们是产能有输出，对方也需要，但我们要算我们需要什么，能获得什么，仅仅靠情怀可能还不够，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现实利益要有所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