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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世贸组织（WTO）后，美国又盯上了世卫组织（WHO）！借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年4月10日在白宫简报会上回复记者提问时的原话，“I have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World Trade. Isn’t it interesting? World Trade. So we have Worl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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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Jim Risch）呼吁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就此次疫情应对进行独立调查，并考虑对WHO进行重大改革或寻找替代机构。特朗普在同一天举行的白宫简报会上向世卫组织发难，并在4月10日的简报会上威胁将于复活节后一周发布一份关于WHO的声明，暗示美国计划削减或取消WHO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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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削减或取消向世卫组织出资（注意，这与“停缴会费”不同）是否会对WHO运转产生较大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世卫组织规划的预算资金主要来源包括三方面：一是各成员国会费分摊，2018-19年会费摊款大约占WHO预算资金的17%；二是指定用途的各项捐款，占WHO预算资金的77%；三是各类合作伙伴出资及未指定用途的自愿捐款，占比约6%。根据世界卫生大会确定的美国会费摊款占比为22%（中国占比已从2016年的5.14%上涨至2020年的12%）。同时，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还是WHO指定用途捐款的主要出资方。2018-19年，美国政府会费摊款加上联邦各机构向WHO提供的指定用途捐款达8.93亿美元，占WHO筹资总额的15.9%。这还未纳入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各类私人基金会（如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的捐款。虽然白宫无法左右私人机构的捐款，但若美国暂停向WHO出资，将导致WHO资金规模至少缩减15%，必然影响该组织现在全球推行的各类公共卫生项目，特别是针对非洲脆弱国家制定的传染病与非传染病基本服务计划与疟疾、脊灰等免疫援助。毕竟WHO规划资金中有超过47%用于非洲地区。
当然，如果特朗普下周宣布的计划只是“停缴会费”，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WHO总收入影响仅为3.74%），美国早在一年前就不缴纳WHO会费了。根据世卫组织网站公布的信息，2019年美国应缴会费1.2亿美元（含5923万美元及5899万瑞士法郎），而美国仅缴纳了3756万美元（含1794万美元及1896万瑞士法郎），拖欠金额占其应缴会费的69%。同时，美国还应在今年1月1日缴纳总额约1.2亿美元的2020年度会费，但至今分文未给。因此，特朗普若真发布声明，停止缴纳美国作为WHO成员的会费摊款，那也只是为2019年以来拖欠的逾2亿美元会费找个体面的“借口”，又或者他早在一年前就开始计划改革或退出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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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暂停出资WHO，无异于宣布“退群”。自从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近三年，美国没少退“群”，甚至有评论说特朗普“退群”成瘾。2017年1月23日上任仅三天就以保护美国工人为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6月1日以对美国不利为由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7年10月12日以缺乏改革及持续对以色列持有偏见为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4年美国因会费问题及不满其文化控制权被发展中国家削弱曾退出过该组织，自2003年10月1日重返后这次是第二次宣布退出）；2017年12月2日以可能会破坏美国主权程序为由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2018年5月8日以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为由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6月19日以缺乏改革及对以色列存在偏见为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9年年底因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不满，阻挠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直接导致WTO上诉机构瘫痪，无异于退群……除此，美国叫嚣着要退的朋友群也不少，例如，因对邮费规则不满扬言退出万国邮联；因不满盟友军费分担威胁退出“北约”、《美日安保条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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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爱退群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特朗普之前，历任美国总统也威胁或实质退过不少群。例如，1982年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5年退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1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退出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2002年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然而，历任美国总统从未有像特朗普一样，一届任期退如此多群。虽然“退群”只是戏称，但确实反映美国近年来反全球化趋势在加速。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帝国殖民体系下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体系更迭可视为强国相对实力消长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的结果。在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全球化3.0体系下，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构成了各经济体的“区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三大集团构成的全球大分工格局。然而，国际商品贸易流沿着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方向流动，而国际货币则从中心向外围流动，并形成后者大量的国际储备。导致“生产—消费”循环下的实体经济全球失衡，与“储备—危机”循环下的金融一体化失衡并存，且两者互为因果。这一结构性失衡矛盾在发达国家金融创新驱动下不断自我强化，并最终以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全球化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出现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趋势。全球化停滞带来了诸多后遗症。特别的，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力量，导致地区失序，各类恐怖袭击加深了发达国家对“民族国家”的依赖。种族认同、宗教认同上升，政治整体趋于保守。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德法曾一度出现的大选困境以及美国特朗普系列“退群”主张，均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正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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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面对疫情危机与经济危机，正需要加强国际协调合力抗疫并阻止经济衰退之时，美国的政客们却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选择了前者。借用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3月20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题为“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文中的话：“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现任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全球领导者这一职务。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这个政府甚至放弃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即使美国最终改变了立场，也很少有人会追随一个从不承担责任，从不承认错误，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人，荣誉归咎于自己的领导人……人类需要做出选择。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袭击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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