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四嘉宾
近期，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围绕四大圆桌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圆桌讨论四“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斌主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出席并发表演讲。
黄益平首先指出，目前应采取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保民生、稳经济；其次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美联储加息三方面风险，应采取力度较大的“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整跨境资本流动政策，为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拓展空间、增加更大的自由度；最后，坚持总量为主的货币政策，思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以及与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的差异等，谨慎对待结构性货币政策。
黄益平
以下为黄益平发言实录：
第一，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
。最初是欧洲央行行长在欧债危机的时候提出来，当经济面临较大危机的时候应采取能采取的措施来稳经济、金融。尤其是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平常大家比较关注的因素，包括杠杆率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或者是效率的问题可能会变成第二位的考虑，应该把经济或金融稳下来作为第一考量。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们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次今年4月份的经济数据又非常不好，可能要采取比较大力度的措施。但在每一次主要需要应对的问题不太一样，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措施需要有一些变化。在美国赤字危机的时候主要问题担心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当时采取措施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也采取了力度比较大的措施，当时因为是新冠疫情，最主要的困难在微观经济，我们当时提出的是把握财政政策主体，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强有力的是金融政策，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这个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回过头看2020年的时候中小企业贷款增长30%，2021年增长25%，最近的数据是今年第一季也有比较快的增长，经济形势不好、很困难，但是我们有很重要的政策因素在背后起作用。
现在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还是应该采取一些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政策的重点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当然意味着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应该上，客观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和家庭在抗疫抗到第三年时流动性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流动性断裂，即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生存也会有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维持现在的抗疫政策，我觉得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支持这些机构、支持老百姓的生活，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只有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的措施，重点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现在一直在讨论的货币政策。
张斌说主要讨论货币政策，我们也在采取一
些措施，当然可以讨论力度够不够。
在今天我们考虑经济困难比较大，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面临的第一个风险因素是新冠疫情，第二个是俄乌冲突，第三个是美联储加息，这三个加在一起都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一些困难。
央行过去一直说要执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但我觉得“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举个例子，在一些经济比较成熟、金融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采取相对比较自主的货币政策可能问题不太大，可以接受资本的进出、汇率波动等等。在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弱的国家，有的时候很难承受比较大的资本流进流出、政策较大的调整。这时就遇到如果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的基本面不够强劲、不足以应对外部金融环境的调整，我们就需要考虑三元悖论，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很重要，我就得放弃其他的政策目标，因为三元
悖论讲的就是汇率的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只能先两个，对我们来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不能放弃可能要放弃其他的一条。按照后来经济学家Hélène Rey的研究，她认为二元悖论，意思是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只能选一个。不管是哪一种理论画像，今天如果我们还想采取比较力度大的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在跨境资本流动上做一些文章，这样才可能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拓展空间、增加更大的自由度，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最后一点是关于货币政策应该怎么做。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无非是增加流动性或者降低利率、有很多讨论。有的说利率更重要，有的说流动性更重要，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要看具体的市场环境。
我想说的还有一点是现在货币政策可能还是要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宏观总量的变量上，结构型的货币政策不是说不可以有，但我觉得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推广来做是谨慎一点比较好。一般我们讲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更多是一种周期性的政策，稳经济、稳金融。主要的货币政策各国的目标差不太多，大同小异，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是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支持经济增长，在很多国家基本都是这样。我们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有的时候更复杂，包括增长、就业、价格和国际收支。即便是国际收支，结构性的成分不是很多，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总量的变量，因为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币值的变化来得到平衡。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现在讨论比较多，我自己有一点担忧。如果我们过多关注结构性的规则，但实际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总体来说还是以总量为主。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一直在看的央行增加流动性让中小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如果直接看面上的数据，
这几年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和央行包括政府部门在推动，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长很快，2020
年、2021年都有很大的增长。
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和观察，中小企业贷款增长最重要促成因素是两个，一个是直接的监管要求，比如两个不低于、三个不低于，这是很明确的监管要求。
二是我们这几年在风控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新型数字金融机构的创新。
也就是说，原来不知道怎么做风控、做不好，现在有能力改善，
所以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数量、规模提高，如果指望把钱放给中小企银行帮更多中小企业贷款，我们观察结果并不是特别明显。道理很简单，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没有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做有效风控的手段，所以实际上看到的是给了这些金融机构流动性之后，银行反而更多愿意给擅长做、能做的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反而是规模比较大的，所以对这一些措施我们应该仔细评估再考虑推出新的政策。尤其像增加流动性的政策，银行本身来决定把钱投到什么地方，这个时候要考虑银行有没有能力做是很重要的条件。有一些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更直接的看法，如果记忆准确，前几年央行直接给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让他们推动指定领域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直接放到项目上，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跟原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出现一些模糊？尤其是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结构化跟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肯定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尤其是更多的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另外我刚才讨论是我们即便要采取比较力度大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更多关注总量层面、宏观层面的效应而对于一些结构性的措施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