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由香港岭南大学经济学系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CIFER) 承办的“2024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岭南大学成功举办。
岭南大学助理教授罗金锋出席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史炜主持的分论坛八“贸易政策冲击应对”，并分享其题为《集群作为盾牌：贸易战与经济韧性》（Clustering as a Shield: Trade War and Economic Resilience）的文章。
罗金峰，岭南大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宏观劳动、宏观发展和空间经济学，其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以及《财经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等国内外期刊。他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罗金峰在分享时指出，这篇论文探讨了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活动对负面贸易冲击的异质性反应，特别是产业集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产业集聚用来描述相似产业内企业的地理集中分布。文章构建了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地级市层面的产业集聚程度，并探讨了地区间应对关税冲击的经济韧性差异。回归分析表明，贸易战期间出口关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处于集聚指数分布第 75 百分位的地级市相较于处于第 25 百分位的地级市，其夜间灯光强度的降幅减少 0.19%。文章提出产业集群获得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由于要素市场的同质性，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可以低成本地重新配置。进一步分析表明，基于该假设的理论预测与以下数据特征一致：(1) 集群生产的一些基本特征事实，(2) 集群地区较高程度的要素同质性，以及(3) 集群地区存在更广泛的贸易转移。该研究结果强调了产业集群在减轻贸易冲击的负面影响和增强区域经济稳定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史炜为文章作点评。他指出，效应大小因地理聚合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且非线性的差异，使得使用不同层面的数据会得到不同的回归结果。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空间溢出效应造成的，背后具体机制值得深入探讨。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就越与相似的劳动力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更紧密的投入产出联系相关联。这些关联以及其他共同环境因素（如物流基础设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等）所起的作用也需要讨论。此外，集聚程度的衡量基于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地理位置毗邻情况，这与出口市场受到的冲击程度的差异以及产业内的集聚现象等因素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