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由香港岭南大学经济学系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CIFER) 承办的“2024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岭南大学成功举办。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史炜主持分论坛八“贸易政策冲击应对”，并分享其题为《应对冲击：旅行限制和管理层更替背景下买卖关系的韧性》（Navigating Disruptions: The Resilience of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Amidst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Management Turnovers）的文章。
史炜，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空间计量经济学、社会网络、微观计量，研究成果发表于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权威期刊。他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史炜在分享时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面对面互动对国际贸易十分重要。面对面互动的强度很可能与许多未被观测到的贸易决定因素相关联，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得识别因果关系困难。新冠肺炎疫情给众多社会和经济活动带来了严重干扰。在疫情高峰期，国际旅行几乎陷入停滞。另一方面，视频会议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疫情后，居家办公等替代性工作安排仍在继续。这篇论文利用新冠疫情爆发造成的临时性旅行限制为外生冲击，使用2020年中国省份-目的地-产品层面划分的出口数据，分析了面对面交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探讨了背后的影响机制。他们利用不同省份因国外目的地不同而在商务旅行密集程度及出口构成方面存在差异，基于商业联系网络中非本地变化的因素构建了工具变量，解决了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面对面交流对贸易依然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前通过商务旅行建立的关系资本，减轻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商务旅行每多1%，2020年的贸易额就会增加0.070%。管理人员更替率每增加1%，贸易额就会降低5.06%，而商务旅行提高1%可将这一负面影响减轻0.35%。对于契约密集度、知识产权密集度更高的产品，这种影响更为强烈。此外，过往的面对面交流能够巩固现有的贸易关系，但对于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效果则没那么显著。
岭南大学助理教授罗金峰
为文章作点评。他指出，商务旅行或者面对面交流的作用可能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一是旅行/交流作为中间生产投入要素；二是旅行/交流作为关系资本形成的过程。就本文的实证研究而言，这两种观点会产生不同的预测结果：按照观点一，旅行本身具有生产性，出行次数越多的航线，对旅行作为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越高。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商务旅行更多的航线，疫情期间旅行限制对其影响更严重。按照观点二，旅行只是为了维系关系资本，出行次数越多的航线，其关系资本的存量越高。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商务旅行更多的航线，疫情期间旅行限制对其影响更轻微。本文的实证在此框架下可以得到更好阐释。他同时指出，疫情前商务旅行客流量实际衡量的是什么，可能存在不同理解，而不同理解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因此，罗金峰建议对实证结果背后的机制进行进一步探讨。此外，可以在福利分析方面做延伸，如探讨潜在的挤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