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9日上午，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胜利闭幕。哈佛大学教授、前费正清东亚研究院院长傅高义在闭幕式做主旨演讲，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主持论坛并参与了嘉宾讨论和观众提问环节。
以下是周皓教授主持实况：
欢迎来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是我们三天关于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学术政策讨论的最后半天，也是高潮的部分。大家知道，12月的这几天是北京历史上同期最冷的一段时间，严寒的温度创了历史的最高记录，这两天对于国际关系的讨论，在五道口金融学院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热点，从来没有过的同类研究问题讨论的最高点。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来参与这样一个历史重要关头、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讨论，我要特别代表学院、个人感谢傅高义教授，88岁的高龄来到北京、来到五道口金融学院，用他几十年研究历史的经验所得，对于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做一个重要的阐述。
我想今天大家来是希望探索最近以来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政策界，包括商业界朋友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某个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还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希望我们今天的交流和讨论能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探索性的答案，下面有请傅高义先生来做主题演讲！
以下为周皓教授嘉宾讨论发言：
大家好，我想由傅高义教授刚才的演讲，延展开来回答一下我今天开场时候提到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过去大家在很多的国际贸易政策界的论断是经贸关系利益是压舱石，这个也对也不对，在早期是有可能，尤但现在肯定不是。前一段也有个别人在网络上把特朗普总统说成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我觉得都不对。
这两种思路在当前的国际经贸关系下都未必是正确的，我仔细想了想，也和傅高义教授描述的历史、现状结合起来，有一个思路：就现在来讲，比较恰当的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深入改革和继续开放、扩大开放，才是的中美关系压舱石，而不是简单的利益，也未必是某个总统。
我不能给出严格的数学证明，傅高义教授也没有做出严格的数学证明，但是他做了一个归纳的历史综述，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70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破冰的时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他提到了万总理在安徽，首先推动农民自发的这种改革。
所以，第一个阶段破冰之旅也是农村改革起步的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经历过1989年末的动荡之后，90年代中美关系还是在波折当中继续开放、前进，那个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两个是同时发生和同时开展的。
90年代末到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都在不断地改善，也是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外贸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共同发生的阶段。
所以，现在在特殊的美国政治选举条件下，在一定的国家经贸环境下，遇到了一些困难和争议，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想，我觉得中国政府提出的结论和我刚才说的也不矛盾，因为政府提出的结论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包括国际经贸关系和中美关系。
所以，如果这个是大家认同的话，我觉得解读性的论断也是吻合当前中国政府的论断，也是和傅高义教授刚刚主旨演讲的精神，以及归纳性、严格的证明是一致的，即中国继续内部的改革和深入扩大对外的开放，是解决内外各种问题的关键，包括国际经贸关系。
这就是今天我对傅高义先生的演讲和国内政策解读得出的结论。
以下为周皓教授回答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我想问周老师，您刚才说40年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很好的环境，所以前者是因可能后者是果。今天来看，中国要想维持和平与开放的世界主题，必须用自己的改革开放去推，其实因果好像是反过来了，我继续追问一句，您认为改革和开放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讲，优先级排序您怎么排？
周皓教授：其实改革开放的优先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很好化解现在国际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战略上的一个选择。我刚才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个不光是过去40年历史综述的描述。
其实，从今年初，出现贸易争端、出现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也有继续朝这个方面推进的例子。比如说1月份关税贸易争端开始启动的时候，4月份博鳌论坛的时候，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在金融方面要兑现2001年加入WTO的开放承诺，就是对金融企业，银行会在一年之内取消保险的50%的外资限制，保险业是三年之内取消。所以，应对关税和贸易并不一定要用同等的关税和贸易去应对，也可以用更多改革、更大开放来应对。这是从1-4月份，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它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6-7月份就是在第一次关税500亿、600亿两边都有对等冲突的时候，中国还采取了一个普遍性的所有进口关税下降的做法，你仔细想这个问题，既有争端和摩擦、也有务实的，对中国来讲利益最大的，我全面降低关税，这个包括了对其它的国家，也包括了美国在内。所以，以继续改革和开放来解决目前应对的根本问题，我相信是一个务实、可靠的决策。
对内，改革开放是有优先序的，我们讲过70、80年代是先搞农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末90年代中，是城市工业企业改革开放；2000年开始重点是贸易；在今天存在着一定的国际贸易外部的不确定性，国内存在着经济可能放缓的趋势，可能对于在一些工业、企业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改革的优先顺序我认为先改国内。国内促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金融银行贷款更向市场化、市场机制的推动，是优先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改革包括了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和资本账户流动的改革，可能要优先于国内融资金融体系的改革，是第一位。
我会排这样一个先后顺序，这个是根据现实主义来制定的：用内部的改革促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改革，是现在首当其冲的任务；外部改革再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