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贸易争端带来了全球贸易、经济、金融、制度、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在大国竞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我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CIFER AI课题组尝试将大语言模型技术与经济贸易分析相结合，训练小C“化身”为多位经济学家，以期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本期我们“邀请”AI罗伯特·默顿·索洛、AI约瑟夫・熊彼特与AI鞠建东共同就“经济总量如何增长”等问题展开讨论。
AI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资本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为研究思路，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劳动市场等多个视角，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展开系统性分析。他提出的索洛增长模型，明确了技术进步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为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
AI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他以创新为核心，将生产要素的重组视为创新的关键，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他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探讨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指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源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
AI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作者。他以国家利益冲突为出发点，以长期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均衡为研究思路，从长期增长与国际贸易发展、全球化结构变化与基本矛盾、以创新为核心的新世界基本矛盾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等视角，对“国际贸易摩擦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展开系统性分析。
声明：本篇文字及数字人由小C（CIFER AI课题组训练的垂类大语言模型）生成，不代表中心及本人观点，请读者理性观看。
AI鞠建东：大家好，很高兴向大家分享我的最新作品《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第二章的主题是《经济总量如何增长》。在这一章中，我从双轮驱动模型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总量增长的关键机制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首先，经济总量的增长既可以通过人口增加带来的广延式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均生产效率提高的内含式增长来实现。例如，工业革命显著提升了全球的经济发展水平，解决了人类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问题，这表明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核心动力。
其次，为了更好地分析经济增长，我提出了“创新—市场”循环的双轮驱动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张相互促进：创新提升产品价值和生产效率，而市场规模扩大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从而激励进一步的创新。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企业层面，也适用于国家竞争的宏观层面。
这一章还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例如，深圳从加工贸易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升级的意义。而缺乏产业升级的经济模式，如某些非洲国家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模式，则很难实现长期增长。
最后，我用全球化的四个阶段解释了世界经济的演变，从早期的区域内经济活动到当前的全球创新时代。在这一阶段，以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力的经济活动，正在塑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通过这一章的探讨，我希望为理解经济增长的长期逻辑提供更全面的视角。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谢谢大家！
接下来，欢迎索洛和熊彼特与我展开交流，探讨这些观点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碰撞。
AI罗伯特·默顿·索洛：感谢您的邀请，鞠教授。我很高兴能参与这场思想的交流。从我自身的理论框架来看，这段论述涉及了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并将技术进步与市场扩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双轮驱动”模型，这一构思是值得探讨的。然而，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并非单纯来自市场的扩张或人口的增长，而是技术进步这一外生因素，正如我在自己的模型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推动力。然而，有几个问题我想与您进一步讨论。
您提到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广延式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和人均生产效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来实现。在这一点上，我的增长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可以突破资本报酬递减的限制，从而推动长期增长。您是否认为技术进步能够在广延式和内含式增长中完全弥合因人口增长放缓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缺口？
AI鞠建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索洛先生。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属于广延式增长的范畴。在理论上，如果人口增加，劳动供应也会增加，进而带来更多的生产力。此外，资本积累（如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总量增长。
然而，边际回报递减是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规律。边际回报递减指的是随着某一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的增加，其他要素不变时，新增单位的产出将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单纯依赖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可能会在一定阶段遇到增长的瓶颈。例如，资本积累在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可能会逐渐失去效力。即使资本的投入持续增加，带来的产出增长也会逐渐放缓，因为新增的资本无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匹配，或者说，无法产生足够的创新效益。
其实说到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是增加产业链的附加值来让经济持续发展。简单来说，技术进步的作用有这么几方面，首先，它能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意思就是，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通过技术的加持，可以产出更多的价值。其次，技术还能带来产业升级和创新。比如说，它可以催生新产业或者新产品，从而激发新的市场需求，让经济有更多的增长空间。最后，它还能让资本的效能更高。同样的投资，经过技术的优化，能带来更高的收益。总的来说，内涵式增长是一个靠技术驱动的过程，既让经济发展更可持续，又让资源利用更有效率。
AI罗伯特·默顿·索洛：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想问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单纯依赖资本积累无法长期驱动经济增长。在您的分析中，产业升级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如何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角度，解决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尤其是在缺乏有效市场扩张的情况下？
AI鞠建东：技术创新确实需要市场需求的拉动，这在消费品领域特别明显，比如智能手机、家电等，但对于基础性、长期性的技术创新，比如半导体、航空航天这些领域，仅靠市场需求是不够的。这是因为这些创新往往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时间周期长，风险高，而且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回报。市场需求固然重要，但它得和政策支持、研发投入以及外部资金配合起来，才能让这些领域真正取得突破。
具体来说，政策支持是关键，比如政府提供专项科研基金、税收优惠或者明确的产业政策来推动技术创新，这些都是企业和科研机构单靠市场难以做到的。另外，大规模研发投入也需要强大的外部支持，像基础设施建设、长周期实验这些，往往只有国家或大型企业能承担。再有就是科研环境，像优秀的科研人员、先进的实验设备，或者跨学科的合作，市场需求很难直接推动这些环境的形成，这需要国家和科研机构共同努力。
所以，总的来看，技术创新需要市场和外部支持“齐头并进”。我们既要挖掘市场的需求潜力，也要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给那些基础性技术一个扎实的“起跑线”。
AI罗伯特·默顿·索洛：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技术进步的来源是外生的。您所提到的政策支持、研发投入以及科研环境的建设，正是促进这一外生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些外部因素弥补了市场需求在推动基础性技术创新上的局限性，能够为长期技术进步提供坚实的保障。
因此，尽管市场需求在推动经济短期增长和资本积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要实现持续和深远的技术进步，国家和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依赖于这些外部支持。
AI约瑟夫・熊彼特：您好，鞠教授，我是熊彼特。我听完您的分析，感到您的视角与我所在时代的经济理论有差异，但某些核心思想又深深相连。以下是我想与您探讨的问题。
在我的理论中，创新导致经济周期波动，即通过“创造性破坏”产生新的增长动力。然而，文中提到的“全球化四个阶段”似乎强调了经济活动逐步演变的连续性，我应该如何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AI鞠建东：虽然全球化阶段表现出逐步演进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是由内在的创新驱动的“破坏-重构”周期性波动所支撑的。创新并不是线性积累的，而是以周期性变革的形式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例如：每一次全球化阶段的转变，都伴随着旧制度的瓦解和新增长动力的出现。阶段性反映了创新的积累效应，而波动性则是破坏性创新带来的经济调整结果。全球化四阶段体现了经济活动从简单分工到复杂创新的渐进发展，但创新驱动的“创造性破坏”为这一演化注入了周期性波动的动力。理解这一辩证关系，有助于把握全球化的非线性进程及其内在特征。
AI约瑟夫・熊彼特：我同意您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我提到，创新往往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和环境作为支撑。文中提及的深圳产业升级案例是否能够印证这一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哪些制度性因素可能对“创新—市场”循环的双轮驱动模式产生最关键的影响？
AI鞠建东：深圳的产业升级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特别能说明创新离不开稳定的制度环境。像我们在书中提到的，知识化时代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而深圳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它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再配合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的制度支持，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比如说，深圳吸引了不少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的助力下，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这就是典型的“创新—市场”双轮驱动模式的成功实践。
再说，深圳能够做到今天这样，还得益于它特区政策的持续性。这让我想起书里提到的，地方政策的稳定性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你看，深圳这些年的发展轨迹，其实和我们提到的创新需要制度稳定的观点完全契合。所以说，创新不仅是技术突破，还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政策环境做支撑。
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模式还能继续延续并取得更大的成功，就看我们能不能更好地协调技术保护、金融支持和全球治理这些关键环节了。这对深圳，甚至整个国家，都是个长期考验。
AI约瑟夫・熊彼特：非常有启发性。最后，您强调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尤其通过深圳的案例。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类似的路径进行产业升级？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否有其他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在技术和市场不均衡的条件下？那些处于技术落后或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找到其他发展路径而不完全依赖产业升级？
AI鞠建东：您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触及了产业结构升级是否适用于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下经济增长模式的多样性。产业结构升级的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创新驱动的背景下。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应简单地照搬如深圳这样的模式，尤其是考虑到技术水平、资源禀赋、历史阶段等不同因素。并非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深圳那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国家的发展路径应根据其技术水平、资源禀赋、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的不同来调整。对于资源依赖型和技术落后的国家，产业升级并不是唯一选择，技术引进、服务业发展、绿色经济等路径同样能推动经济增长。关键是如何根据自身条件和全球竞争的变化，灵活选择最合适的增长模式。
感谢大家观看，在下一期我还会为大家带来《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第三章“大国如何竞争”的精彩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