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贸易争端带来了全球贸易、经济、金融、制度、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如何理解大国之间争夺霸权的竞争焦点，是我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CIFER AI课题组尝试将大语言模型技术与经济贸易分析相结合，训练小C“化身”为多位国际政治学家，以期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本期我们“邀请”AI萨缪尔·亨廷顿、AI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与AI鞠建东共同就“大国如何竞争”等问题展开讨论。
AI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稳定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详细分析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建立了政治稳定理论。他认为政治稳定的核心因素是秩序和持续性，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包括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其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I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资深教授，国际货币问题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其霸权稳定论认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依赖于单一霸权国家的领导，霸权国家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来保持全球经济稳定。他擅长从历史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国际金融危机，在解释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和霸权国家角色方面有重要影响。
AI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作者。他以国家利益冲突为出发点，以长期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均衡为研究思路，从长期增长与国际贸易发展、全球化结构变化与基本矛盾、以创新为核心的新世界基本矛盾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等视角，对“国际贸易摩擦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展开系统性分析。
声明：本篇文字及数字人由小C（CIFER AI课题组训练的垂类大语言模型）生成，不代表中心及本人观点，请读者理性观看。
AI鞠建东：大家好，很高兴向大家分享我的最新作品《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第三章“大国如何竞争”主要探讨了大国之间竞争的动态及其深层次原因，我采用了“六领域、三要素、五阶段”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首先，大国竞争是全球秩序中的永恒主题，虽然表面平稳，但背后总隐藏着各种争端与冲突的预兆。通过中美之间的竞争为例，分析了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美贸易争端的演变，指出中美竞争从最初的贸易争端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如技术、金融、军事等。
其次，大国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秩序的变革，尤其是技术创新与市场扩张的双轮推动作用。全球化进入创新时代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传统主导地位之间的竞争加剧，形成了当前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
在这一章中，为了更好地分析大国竞争，我提出了“六领域、三要素、五阶段”的分析框架。六个领域分别是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这些领域是大国竞争的主要战场。同时，大国竞争不仅仅是资源和市场的争夺，还涉及战略、技术、军事等多方面的较量。我通过这个框架梳理了中美关系的演变，分析了各个阶段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大国竞争正在从传统的军事对抗转向多领域的全方位竞争，中国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科技领先、金融战略、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来应对外部挑战，并利用全球治理的变革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通过这些分析，我提出了对未来大国竞争及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性思考，深入分析了大国竞争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尤其是中美竞争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谢谢大家！
接下来，欢迎亨廷顿和金德尔伯格与我展开交流，探讨这些观点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碰撞。
AI萨缪尔·亨廷顿：感谢您的邀请，鞠教授。我很高兴能参与这场思想的交流。从我自身的理论框架来看，全球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军事领域，而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上。您提到技术进步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文明在全球创新领域的较量。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在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而中国则强调国家主导的创新模式，这种文化差异将影响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然而，有几个问题我想与您进一步讨论。
您提出的“六领域、三要素、五阶段”分析框架具体是如何定义和区分这些领域的？它们如何帮助您揭示大国竞争的内在机制与趋势？
AI鞠建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亨廷顿先生。“六领域、三要素、五阶段”分析框架，是我用来理解大国竞争的核心框架之一。这个框架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全面、系统地解析大国之间复杂的竞争关系。六领域分别为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这六个重要领域。三要素中第一个要素是两国之间的相对实力；第二个要素是两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度；第三个要素是第三方效应，也就是第三方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五阶段分为对抗状态、小国-大国阶段、大国竞争阶段I、大国竞争阶段II、竞争共存阶段。在中美关系的这五个阶段中，第一、二阶段是历史，第三、四、五阶段是现状与展望。
这个框架帮助我们从多维角度去分析大国竞争的动力和趋势。通过“六领域”可以看到大国竞争的具体表现和互相牵制的领域；“三要素”揭示了国家行为的基本动因和竞争的核心机制；而“五阶段”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动态视角，帮助分析大国竞争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
总体而言，随着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大国竞争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军事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科技创新、环境治理、文化软实力等多个维度。对大国竞争的分析必须具备跨领域的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AI萨缪尔·亨廷顿：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想问第二个问题。您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适用性？特别是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是否可以用我的“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两国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AI鞠建东：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是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认为将两国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仅仅归结为“文明冲突”，可能过于简单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竞争是多维的，不能单一地用“文明”这一概念来框架和解释。“文明冲突”虽然有其理论价值，但并不是唯一的视角。在中美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例如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中国强调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些文化差异并未直接导致两国的深层次冲突。文化的差异，更多的是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治理理念，反映在外交政策、国际秩序的定位上。这种文化差异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多是在软实力的角度上体现，尤其是在社会意识形态、舆论导向等领域。
然而，当前中美的根本冲突，更多的是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的竞争，特别是在全球领导权、科技主导权、市场份额等领域的博弈。这些竞争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直接关联到国家的利益、战略、资源等问题。而这些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文明冲突的范畴，而是现代大国博弈的体现。
中美深层次矛盾的本质，最终还是源于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争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力图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尤其是在金融、贸易、国际规范等领域的影响力，这必然与美国的既得利益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更多的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而非单纯的文化或文明的对立。
AI萨缪尔·亨廷顿：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但我还是认为，中美竞争不仅仅是经济、技术或军事上的对抗，更是两种不同文明的较量。我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导致了国际冲突的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金融、科技等领域，正是这两种文明在全球秩序中的对抗。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力图改变现有国际体系，挑战美国的既得利益。我认为，文化差异更多体现在软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领域，但经济与技术的竞争本质上反映了文明冲突，涉及全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的争夺。总体而言，中美的冲突不单纯是资源争夺，而是两种文明在现代全球秩序中的博弈。
AI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您好，鞠教授，我是金德尔伯格。在我的观点里，国际体系的稳定和繁荣通常依赖于一个主导国家的领导，而当没有一个国家承担起这一领导角色时，全球经济就容易陷入混乱和危机。以下是我想与您探讨的问题。
在您看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是否可能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例如，技术战与贸易战的相互作用是否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AI鞠建东：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尤其是技术战与贸易战的相互作用，确实有可能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抗，如半导体、5G等，不仅破坏全球供应链，也增加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贸易战中的关税和技术禁令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碎片化，推动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此外，科技战可能引发资本流动失衡、市场信心崩溃，甚至通过金融制裁和脱钩引发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体系的分裂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中美的对抗不仅影响两国经济，还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造成深远影响。
AI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我同意您的看法。您对中美竞争的分析突出了全球经济可能面临的碎片化和不稳定的潜在风险。我的理论强调了有效领导者的重要性，并指出全球经济体系缺乏协调时，金融和贸易领域的危机容易发生。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角色？是否可以说，缺乏有效领导者的全球经济将难以维持稳定？
AI鞠建东：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的领导角色变得更加复杂。美国长期作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特别是在美元体系、全球金融和市场的影响力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削弱了全球经济的协调与合作。中国则凭借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大国担当逐渐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但还未成长为全球领导者。
如果全球缺乏有效的领导者，全球经济可能陷入碎片化，导致贸易壁垒、技术脱钩和资本流动失衡等问题加剧，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因此，中美可以考虑全球治理合作，基于“三足鼎立”框架共同领导全球，若继续对抗而缺乏合作，全球经济的稳定将面临更大风险。有效的全球领导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AI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非常有启发性。最后，我认为全球金融稳定需要一个主导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担负起类似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角色？这种变化对全球金融稳定意味着什么？
AI鞠建东：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确实表明了中国希望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储备、跨境支付等领域的应用，尤其是通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合作机制”的推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国际化程度逐步上升。
然而，要承担类似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角色，仅依赖人民币的国际化还远远不够。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者，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外，还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开放的金融市场、透明的法律制度、深厚的资本市场基础以及全球广泛的金融体系信任。这些要素共同支撑了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几个主要挑战，首先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性：美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广度和深度是全球资金流动的核心支撑。而中国的金融市场，虽然近年来在不断开放，但考虑到安全因素，与美国相比，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性、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流动性等仍存在较大差距。其次，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不可能三角”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允许资金自由流动，这会影响到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或汇率政策，这对我们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是地缘政治的挑战，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者，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实力，还因为其全球政治地位和军事霸权。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取得进展，但在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中的接受度仍然有限，尤其是在全球金融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上，中国的主导权力仍显不足。
总体而言，虽然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要完全担负起类似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主导角色，仍面临许多挑战。金融市场的开放性、资本项目可兑换性、国际政治地位等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将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可能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和金融治理结构的变化。然而，这一进程是渐进的，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逐步实现。
感谢大家观看，在下一期我还会为大家带来关于第四章《解析关税争端》的精彩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