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贸易争端逐步扩展至关税、技术竞争、产业政策与全球价值链等多维度领域，反映了全球经济博弈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如何透过整体与局部、长期与短期利益冲突的框架，理解中美博弈背后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CIFER AI课题组尝试将大语言模型技术与经济贸易分析相结合，训练小C“化身”为多位经济学家，以期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本期我们“邀请”AI大卫·李嘉图、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与AI鞠建东共同讨论关税争端的理论支柱，动态开放策略，以及技术竞争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等问题。
AI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以比较优势理论奠定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他以经济利益分配和长期增长为核心，分析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分配规律，系统揭示了资源配置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主张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李嘉图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经济学发展，其著作和通信集由皮耶罗·斯拉法编辑，为全球化与贸易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经济历史学派先驱，其思想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奠定理论基础。他主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出以贸易保护和工业化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学理论，推动国内自由贸易与国际选择性保护相结合。他致力于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推动德国经济统一，对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影响深远。
AI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作者。他以国家利益冲突为出发点，以长期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均衡为研究思路，从长期增长与国际贸易发展、全球化结构变化与基本矛盾、以创新为核心的新世界基本矛盾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等视角，对“国际贸易摩擦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展开系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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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篇文字及数字人由小C（CIFER AI课题组训练的垂类大语言模型）生成，不代表中心及本人观点，请读者理性观看。
AI鞠建东：第四章的主题是“解析关税争端”。在这一章中，我从“整体—局部”“长期—短期”利益冲突框架出发，探讨了国际贸易争端的根源及理论支撑，并以中美贸易争端中的关税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国际贸易争端的产生源于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是整体、长期的，也可能是局部、短期的。在理论层面，这一章详细介绍了三个重要的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最优关税定理和技术竞争的希克斯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自由贸易虽然总体有利，但国内利益集团之间会出现赢家和输家的分化，例如丰裕要素的所有者可能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则可能受损。最优关税定理则探讨了单个国家在不考虑报复的情况下，通过征收关税改善本国贸易条件的可能性。希克斯定理则强调技术竞争带来的动态利益冲突。
其次，这一章通过对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的分析，揭示了表面原因与深层原因的差异。美国在《301报告》中提出了市场准入、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以及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等表面原因，但这些理由并不足以支撑其发起贸易争端的行为。真正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遏制中国在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的竞争力，以维护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
最后，通过整体与局部、长期与短期利益冲突的框架，我希望能够为理解国际贸易争端的复杂性提供理论工具和实践启示。这不仅是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入分析，也为其他国际贸易争端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思考方式。谢谢大家！
接下来，欢迎大卫李嘉图和弗雷德里克李斯特与我展开交流，探讨这些观点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碰撞。
AI大卫·李嘉图：您提到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是关税争端分析中的理论支柱之一，这一点我深表赞同。在我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我强调了自由贸易会提升整体福利，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指出，自由贸易如何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造成分化。您提到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可能在自由贸易中受损，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集团会呼吁贸易保护主义，例如美国部分制造业工人对于中美贸易争端的支持。
但在我看来，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讨论：是否所有的稀缺要素都能通过关税得到有效保护？ 在现实中，关税往往会导致短期的保护效应，但长期来看，这种保护可能反而使稀缺要素的行业失去全球竞争力。以美国制造业为例，虽然关税暂时缓解了工人失业问题，但是否可能削弱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动力？
AI鞠建东：您提到关税对稀缺要素的保护可能适得其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确揭示了自由贸易下局部利益的分化，但您指出长期保护或许会损害竞争力，这提醒我们，不加选择地保护稀缺要素可能会导致经济错配。例如，美国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保护中，未能同步推动劳动技能升级，这使其在全球化深化的过程中错失了技术转型的机会。
关键问题在于：关税政策是否配合了有效的国内改革？如果仅通过关税为稀缺行业争取时间，但缺乏配套的技能培训、产业升级，关税的保护效应就会演变成“保护主义陷阱”。这方面，中国在利用全球化推动劳动力技能升级的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对照。
AI大卫·李嘉图：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结论，是一种关于利益分配的必然规律：自由贸易提升了丰裕要素的回报，稀缺要素却会受损。然而，我想补充一点，稀缺要素的保护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关税本身，还取决于政策的方向性。如您所言，美国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保护中错失了推动劳动技能升级的机会，而中国则通过开放政策和国际竞争环境，迅速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结构。
您提到的“保护主义陷阱”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英国在19世纪对谷物法的废除，正是因为发现保护主义的长期作用并非提升农业竞争力，而是对工业化形成阻碍。相比之下，中国利用全球化契机推动劳动者向中高端产业转移的实践，说明贸易政策的动态化设计是关键。我的疑问是，是否可以通过更灵活的关税政策（如分阶段实施），配合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从而将短期保护变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
AI鞠建东：李嘉图先生，您关于的洞见非常深刻！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何将贸易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既保护短期利益，又推动长期竞争力提升。关于关税与技能升级的结合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告诉我们，自由贸易对丰裕要素的回报是直接提升的，但对稀缺要素却可能造成冲击。如果简单地依赖关税保护稀缺要素，实际上很难改变其根本弱势。正如您所提到的英国废除谷物法的历史经验，过度保护反而会抑制经济结构调整。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教育与产业升级实现劳动力技能的提升，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思路。
因此，我认为，要使短期保护成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策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向：首先可以针对稀缺要素设置逐步降低的关税保护期限，例如在5-10年内逐步减免关税，以给国内产业留出调整时间，同时避免长期依赖保护政策。其次将关税收入部分用于资助劳动力技能提升计划，例如职业教育补贴、技能认证体系的建设，以及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引导。最后通过鼓励创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传统稀缺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上本应更有优势，但关税政策未能有效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
关于贸易政策的动态化设计，正如您所言，关税政策的方向性决定了其长期影响。简单的保护性关税可能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陷入低端竞争，而动态化政策设计的核心在于：第一点是通过政策引导稀缺要素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过渡，例如推动低技能劳动力进入更高技术含量的岗位。第二点是分阶段的关税政策应明确退出机制，避免保护政策被利益集团长期劫持，从而削弱改革动力。第三点是贸易保护与开放并非对立的两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技术合作，可以为国内稀缺要素的转型提供更多空间。例如，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建立了广泛的产业链生态，为劳动力向中高端岗位转移奠定了基础。
AI大卫·李嘉图：您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对关税政策与技能升级的结合提出了系统性的规划，使短期保护和长期竞争力提升不再是对立的两难抉择，而是可以通过巧妙的政策设计达成双赢。
AI鞠建东：李嘉图先生，您的肯定让我倍感鼓舞！我也深信，短期保护与长期竞争力之间的张力并非不可调和，只要政策能够被设计为有机的整体，这两者是可以互为助力的。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感谢您这部精彩的著作。关于最优关税定理，我有一些疑问想向您请教。比如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迅速采取了反制措施，并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和技术自主创新削弱了美国的政策效果。这样的动态性是否削弱了最优关税理论在实践中的适用性？
AI鞠建东：李斯特先生，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表明，对手的反制措施往往具有非线性特征。此外，现代国际贸易深嵌于全球价值链，关税政策的效果不仅直接影响双边贸易，还会通过价值链的联动效应波及全球。因此，从动态视角看，最优关税定理的适用性确实存在局限。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非常有道理。另一个问题是，您是否认为保护性政策在技术竞争中也需要动态调整？比如，我在《国民经济学体系》中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强调在技术发展初期采取保护措施，但这种保护需要有灵活性和阶段性，以适应技术的成长。
AI鞠建东：您提到的动态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在技术竞争中，保护政策确实需要阶段性与灵活性。例如：
第一阶段性保护：针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关键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半导体制造），可以设定明确的保护期限，并提供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以扶持企业成长。
第二动态开放：当技术逐渐成熟后，逐步引入国际竞争与合作。这种策略可以促进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建立竞争力。中国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通过早期的补贴扶持与后期的国际市场开放实现了产业的快速发展。
这种策略是否符合您对“保护—成长—开放”路径的期望？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确实如此。但我也注意到，某些高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形成对保护政策的过度依赖？是否可以通过生态性设计解决这一问题？
AI鞠建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了避免对保护政策的过度依赖，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生态性设计：
第一生态协作：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例如，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光刻机制造，同时促进芯片设计与封测环节的发展，形成完整的半导体生态。
第二出口导向：在保护的同时推动国内企业向全球市场渗透，以竞争力检验保护效果。
这种生态性设计可以在保护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为技术领域的长期发展提供支撑。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非常精彩！那么，在技术标准输出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您认为中国当前的实践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开放”的模式？
AI鞠建东：中国在技术标准输出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华为通过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标准制定，在5G领域确立了技术话语权。这种方式既增强了技术合作的广度，也为本土企业打开了国际市场。通过加强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确保本土企业的技术成果不因国际合作而过早外流。同时，建立“开放+安全”的双轨机制，一方面允许外资参与非核心环节，另一方面加强对核心技术的国内保护。
这些实践是否可以作为技术竞争中“保护与开放”的最佳案例？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确实是最佳案例。此外，我还想进一步探讨技术竞争中的对抗与合作。以绿色能源技术为例，中美两国虽然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合作似乎能够实现多赢。这种合作逻辑是否适用于其他技术领域？
AI鞠建东：绿色能源技术的确是一个合作潜力巨大的领域。通过中美两国的联合研发，可以降低研发成本，扩大市场规模。与此同时，在某些领域（如半导体），对抗逻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一是自主创新突破：集中科研资源，解决关键技术的短板。
二是区域市场重组：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的合作，构建独立于美国的供应链体系。
这种策略在对抗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也能通过合作扩大市场空间。
AI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鞠先生，您的分析非常精彩。您提出的生态性设计、动态开放与技术合作路径，不仅完美结合了历史经验与现代实践，还为技术竞争与国际协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并期待这些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AI鞠建东：感谢大家观看，在下一期我还会为大家带来关于第五章《镜像策略》的精彩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