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精彩观点
【论坛回放】
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9月19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出席圆桌论坛二“中国经济与全球再平衡”。
陆挺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长期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规模优势以及教育研发投入推动了制造业竞争力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近年来房地产下行对国内需求、居民财富和信用体系形成冲击，国内价格和利率下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成本差异。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疫情后财政赤字明显上升，欧洲还面临能源、监管和产业竞争力等自身问题。因此，应对全球不平衡不能简单依赖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而言，扩大财政支出固然重要，但“如何花钱比多花钱也许更加重要”。当前应重点化解房地产遗留债务，修复企业信用链条，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从根本上提振内需。美欧也应改善自身财政、能源和监管政策，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速记实录】
陆挺：非常感谢有这么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对于全球不平衡和再平衡的看法。刚才刘校长讲的特别好，我做一些数据上的补充。
讲到这个话题我想最近确实很热门，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今年9月初在G20的财长会议上本来要出一个主席声明，最后是1：19，我们中国这边投了反对票，这个声明本来也是想要解决全球不平衡的问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1：19这个19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一些国家。
另一方面最近还有一篇文章，有两篇文章，刘校长刚刚讲了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边还有一篇是PIIE的，是一个智库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直接触发了关于整个“中国挤压论”的讨论。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说中国冲击2.0，挤压论实际上是中国冲击2.0的升级版，冲击2.0指的是我们冲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挤压论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仅是冲击发达国家，我们还在挤压别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空间。所以这就是讨论的背景。
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顺差和逆差，这是货物贸易全球最大的逆差国和顺差国，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是美国最大的逆差国，一个是中国最大的顺差国。规模差不多都是在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我们扣掉双边的各种的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顺差和逆差，这个图往下各自在缩小大概是1/3左右。我们实际上跟美国之间的顺差是越来越小了，原因大家也都知道，2018年以后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跟东南亚之间，我们跟欧洲之间，跟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顺差是越来越大的，目前中国与两个发达经济体存在贸易逆差，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澳大利亚。我们在过去这几年中跟欧洲之间的顺差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上了一个台阶，这个中间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德国，三年多以前我们跟德国之间还是逆差，现在每个月差不多已经有40亿美元的顺差。不平衡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其实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我们中国自己的因素，也有国际上的因素，有别的国家的因素，不管怎么样这里确实是有些不平衡的。但是我也同意刘校长刚才讲的不平衡也许没有像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不平衡，不平衡背后几个原因我来综述一下：第一个原因我认为是跟我们国家的发展跟我们国家的强大是有关系的。过去若干年，我们中国人有几个特征，第一、勤快、节俭，我们储蓄了很多钱，我们投了很多东西，我们有庞大的资本积累，我们建立了世界上最优良的基础设施的体系。我们中国除了勤之外，还有大，我们有我们的规模优势。还有一个特别重视教育，我们特别重视科研研发，我们爱学习，所以我们也有产业升级，这些因素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谈了很多，这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也是现在国际上大家看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是敬畏的一个地方。这些我不多讲，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有没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短中期的因素呢，我认为也有，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国内需求过去几年明显是走弱的，背后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下行因素可能在行业分析是被人低估了，从财政角度看，过去几轮对经济形成的冲击，很大程度上都通过房地产行业传导。还有一个是对财富的冲击，中国居民财富60%在高点上买房子，40%这部分的财富在过去这几年可能是消失了。还有一个就是对信用的冲击，整个过去的几年大量的坏账对于无论是银行跟企业之间的还是房企跟其它企业之间的各种坏账累计，对整个中国的信用体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最后就造成了我们国内的通缩，成本的下行，内需下行，毫无疑问我们肯定会降低进口。
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的通缩，我们国内利率的下行也使得国内的制造业成本跟别的国家拉开了，当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下降的时候别的国家正好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疫情尤其是特别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胀又上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跟主要的发达国家之间通胀的差别过去几年是相当之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我们看到从利率的角度来讲，原来我们要比发达国家高，现在我们是全世界最低的利率，从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来看，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起来了。
第三个方面，刚才刘校长也讲到了，我们有我们的原因，有些是我们的优势，有些确实是我们这边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海外、美国、欧洲那边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吗，当然有。美国在疫情之前的赤字占GDP的比例平均而言是3%，欧洲那边在疫情之前已经几乎把赤字率降到了GDP的0.5%以下。但是现在美国高居6%已经下不来了，欧洲高居3%，未来几年我估计随着国防赤字、福利支出的增加还要再往上走。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那边，过去这几年我们对欧洲的贸易盈余是明显上升的。德国的工业生产在过去十来年中降低了20%。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是能源问题、绿色政策过于的激进。第二对科研方面过于管制，福利方面过于慷慨，移民政策方面过于迂腐。这几个方面直接打击了他们本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
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怎么样能够应对不平衡。从中国这边的角度来讲我想过去几年的辩论中很核心的一点人民币要不要升值。刘校长刚才讲的文章，《外交》杂志这些，还有《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非常直接的说要搞新的“广场协议”，要让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过去五六年我们的贸易盈余快速上升的过程中我们的名义有效汇率真的是贬值了吗，并没有什么贬值。是在一个区间里波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哪块真的贬值了呢，是实际有效汇率，所以我在一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用英文讲的更有趣一点It's a real problem. It's a real exchange rate。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别的国家的通胀和中国自己的通缩，我们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怎么样解决不平衡呢，一方面当然了我们有个共识，中央政府要增加赤字，要多花钱，但是我在同意这一点之外实际上我在过去的几年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如何花钱比多花钱也许更加重要。怎么样去花钱呢，也许几年前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保交房的问题，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化债非常的关键，尤其是化企业之间的各种的债务。我们刚刚发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估算了一下房地产企业的应付账款在25万亿人民币左右，这中间有8万亿人民币是接近于坏账的企业之间的债务。我们要去用政府的资金积极的去清理房地产这个行业留下来的很多问题。2020年初的时候也是在这边同样的位置，当时主持人问我们，说怎么样能够拉动消费，是不是要给全民发钱，当时我就说给全民发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给有需要的人发钱，尤其是要改革我们国家的社保体系，尤其是要给我们处于社会底层的55%的城乡居民的这拨人增加他们现在目前只有200多块钱的社保。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解决现在3亿多灵活就业人口中人的大部分人的社保的问题，要让他们进入职工社保体系。这个方面如果政府增加这个补贴，通过赤字的办法我认为也是可取的。所以在财政和社保方面我认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么如何应对不平衡从美欧那边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管好他们的赤字，管好他们的福利，解除他们某些不必要的管制和更加理顺他们自己的能源政策也非常的关键。
最后一点，全球南方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平衡的问题，我认为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学中国的80年代、90年代，一方面要开放，要拥抱市场，要有很好的法治体系，要保护投资者，建立更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跟我们中国合作，建好他们的基础设施，就能解决他们的不平衡问题。谢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