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精彩观点
【论坛回放】
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9月19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圆桌论坛二“中国经济与全球再平衡”环节，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瑞银投资银行资深研究顾问汪涛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张斌担任主持人。
嘉宾们围绕全球失衡的演进、中国经济转型与扩大内需、房地产调整、人工智能与科技革命等问题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进行了讨论和分享。
讨论认为，当前全球不平衡仍在演进，既受到科技革命、产业链重构和地缘政治影响，也与中国经济转型有关。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升级和出口竞争力增强，为内需偏弱阶段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缓冲，但外需空间并非可以长期依赖。
扩大内需应放在经济转型的长期战略中理解，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并不矛盾。在继续发展人工智能、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应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扩大消费和国内需求。
讨论还指出，房地产调整仍通过居民财富、地方财政、金融信用和债务等渠道影响经济，应加快化解相关存量风险。总体来看，中国应利用当前窗口期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化解房地产和债务风险，同时保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势头，推动内外部再平衡。
【速记实录】（未经嘉宾审核）
主持人张斌：接下来我们进入讨论环节，我向每位嘉宾请教一个问题，先请教刘元春教授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变化，如果我们在扩大内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您认为什么样的政策是要重点考虑的？
刘元春：扩内需从二十大开始就已经被界定为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短期政策选择，是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结合的战略。因此，扩内需并非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很多专家认为，目前扩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力度偏小。如果消费疲软主要来自周期性因素，当然可以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但如果问题具有结构性，而且发生在转型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不能只追求短期供求平衡。刚才邢首席和汪博士都谈到，中国正处于从传统投资、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期。转型过程中，往往要从一种不平衡走向另一种不平衡，再在重构中形成新的平衡。因此，当前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如果过度追求短期平衡，反而可能削弱穿越周期的能力。
目前以“新三样”、“新新三样”为代表的出口快速崛起，并对欧美中高端产品形成替代，这恰恰是转型取得突破的结果。但现在有一种观点据此认为，正是因为过度关注科技，才导致消费不足，因此应弱化科技投入、把重点转向消费。我认为这是一种陷阱。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强大的竞争力和穿越周期的能力，简单“分蛋糕”不仅分不好，甚至可能分得更差。2021年总书记专门谈到“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如果不能在高科技和供给端实现突破，只是一味把需求做大，我认为不符合逻辑。等我们把蛋糕做大，在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等方面形成新的“三驾马车”，当然还要关注内循环平衡和人民福利，但这里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不能简单化。
实际上，我们已经部署了多项相关战略：第一，新发展格局和双循环战略，明确以内循环为主体；第二，扩内需战略；第三，围绕进博会等推进扩大进口；第四，在扩大进口的同时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和便利化，寻找经常项目平衡的结构性力量；第五，推动资本“走出去”，以资本项下的逆差平衡经常项目顺差。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一，当前货物贸易顺差占比还不及2005年至2007年，但顺差更多来自机电产品、高新技术和AI等领域，这也是美国方面高度关注的领域。其二，我们希望通过服务贸易进一步实现平衡，但不少技术贸易受到限制。其三，经常项目顺差的平衡方式已经不再以持有国外国债为主，目前持有的美债并不多，更多是对南方国家直接投资并支持其能力建设。近期双方财长也将会面，美国方面认为中国能够在解决美债相关问题上发挥作用，2009年我们曾给予较多配合。
从这些政策安排可以看到，中国一直在推进再平衡。问题在于，我们对全球不平衡的程度、形成原因和性质还认识不足，容易被外部叙事和政策议程带着走。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推进扩内需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平衡”，而是中国经济大转型战略的一部分。事实上，在逆全球化和美国挑起贸易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推进扩内需。要清楚自身战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意义和基础逻辑，不能由外部不平衡的话题反过来牵引国内政策，否则就容易落入叙事陷阱。处理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也需要把握好先后顺序。
主持人张斌：接下来请教陆挺首席一个与房地产有关的问题。您过去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房地产投资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占比也大幅下降，因此在总需求管理和整体政策框架中的重要性已经减弱。您怎么看这一判断？未来半年到一年左右，房地产市场大致会如何演变？如果希望市场相对稳健，当前最迫切需要采取哪些政策？
陆挺：全球再平衡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经济内部各板块之间的调整。中国是一个体量很大的经济体，剔除部分价格因素后，按照PPP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房地产行业曾经占全球房地产行业比重很高。因此，当中国房地产行业从2021年的高点到现在萎缩百分之七八十时，确实会对全球不平衡产生影响。过去几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用“新经济”替代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老经济”。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也要实事求是。首先，新经济的规模还不够大。此前“新三样”投资在高峰期占GDP约2%，今年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也必须继续推进，但相关总投资占GDP大约只有0.8%，与房地产的体量并不相同。
其次，房地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它同时也是居民财富和重要资产。房地产对GDP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每年的开发投资，还会通过居民财富、地方财政等渠道产生一轮又一轮的影响。再次，不能因为房地产当前对GDP的新增贡献下降，就忽视其遗留下来的债务和历史问题。比如恒大两万多亿元债务转为坏账后，并不会自动消失，仍会持续影响经济体系。因此，处理房地产问题不能只看增量影响，还要看存量对财政、财富和信用体系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从解决全球不平衡还是国内不平衡的角度，都必须处理房地产下行留下的各类问题。当前一方面出口增长较快，另一方面内需、消费和零售增速较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处于较低水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要缓解这种不平衡，就需要化解房地产调整对经济结构造成的持续冲击。从最初的保交房，到银行体系、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再到企业之间的大规模欠款清理，化债都非常关键。
我再补充一点。很多人认为，日本过去二十多年最重要的政策是零利率和大规模QE，这些政策当然重要，但日本应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症的一个关键节点是2002年。那一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化债，通过央行、财政等多方面资金注入，在两年左右将银行体系8.5%左右的坏账率降至2%。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日本不同，我们更多是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个人之间因预售等形成的债务。因此，如何认识和推进化债，本身也需要一个过程。
主持人张斌：非常感谢陆挺博士。接下来请教邢博士。讨论全球失衡时，美国是一个重要变量，包括美国经济过热、AI投资以及美联储加息。上一轮失衡最终伴随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属于被动调整。这一轮您如何判断AI相关资产是否存在泡沫、AI投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同时，美联储目前的加息是否意味着进入新的紧缩周期，它能否主动推动美国经济重新回到相对平稳的供求状态？
邢自强：目前全球和美国经济面临三大不确定性。第一是美联储加息：这究竟是一轮加息紧缩周期的开始、全球流动性的逆转，还是一次性调整？美联储一旦“大船掉头”，通常不会只加息一次。这一次的不同在于，加息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市场和通胀形势倒逼出来的。通胀黏性较高，市场已经提前行动，新任美联储主席面临维护美元信用、避免市场对美国通胀失去信心的压力。因此，这轮被动加息未必已经结束。第二是地缘政治和美伊战事持续带来的油价与通胀压力，油价到今年四季度仍可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附近，由此产生的次生通胀影响也可能延续。
第三是AI投资对市场流动性的分流效应。美国对AI基本采取“all in”的态度，监管层也没有明显踩刹车的意愿。未来一年，美国企业可能投入1.3万亿美元进行AI资本开支，其中超过1万亿美元可能通过公开市场发股、发债或私人信贷融资，从而对市场形成明显的“抽血”效应。综合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带来的通胀不确定性，以及AI资本开支对流动性的占用，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过去一年多的低波动状态可能难以持续。
但这并不意味着AI对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影响低于预期。历史上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往往都经历过度投资、过度繁荣和随后金融市场清算的阶段。美国铁路大扩建时期，一些铁路债券最终因投资过剩而大幅贬值，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对美国生产率的提升失败。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革命之后也经历了泡沫破裂和公司股价大幅下跌，但留下的生产率遗产仍然支撑了美国经济。
这一轮AI发展可能只是进入了“中场休息”。前半程市场更看重GPU、存储等算力供给，下一阶段更重要的是谁能用AI真正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回报，AI应用者可能后来居上。美国的优势在数字经济、白领和专业服务业，AI大模型可以在云端和电脑端辅助完成部分任务；中国的优势在制造业。未来当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型的人形机器人，而是进入大量实际应用场景、推动工业智能化改造时，对中国生产率的释放作用值得期待。因此，目前还不能断言AI投资已经失去回报、进入泡沫破裂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要改善自身的不平衡也面临较大困难。由于地缘政治、科技竞争以及宏观政策思维定式，财政收缩并不受欢迎，加息又更多是被动的，幅度也未必足以完全回应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债信用的要求。AI监管目前也更多从中美科技竞争角度出发，对历史上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收入分化和岗位冲击准备不足。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镜鉴：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赤字和国债更多支持国内消费和民生；另一方面，也应提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具身智能和物理世界智能普及后可能带来的生产关系调整做好准备。过去技术革命的普及往往需要六七十年，这一轮可能在十年左右迅速展开，因此需要更早应对。
主持人张斌：接下来请教汪博士。刚才谈到中国制造业近几年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出现了显著变化，很多人感觉这种变化似乎是突然发生的：中国能够生产更多新产品，也开始与欧美日在不少中高端领域竞争。这些变化的基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近几年集中显现？未来能否持续？
汪涛：从体感上看，尤其是外国媒体的关注，似乎中国制造业是突然爆发，但实际上是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很多基础甚至积累了几十年。早期中国就强调逐步提高国产化率，外资可以来华建厂，但不能只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也要形成学习和能力积累。我认为这一战略非常重要。东南亚一些国家，例如泰国，20世纪80年代汽车制造业就已经与日本高度融合，但并没有形成与中国类似的制造业高速发展局面。我认为，这既与国内政策有关，也与市场扩张、投资、技术人才投入和长期重视高科技有关，并不仅仅是技术转让的结果。
加入WTO以后，大家更多看到中国企业与外部企业竞争，但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国内竞争环境变得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明确，地方保护主义也有所削弱，由此形成了更大的规模优势。企业如果不能在中国这样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就会被淘汰；能够在国内竞争中生存下来，往往也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新能源和电动车也是类似的例子。二十年前提出相关战略时阻力很大，但从能源安全角度看，中国走向新能源几乎是必然选择，因为自身油气资源有限，不能长期高度依赖外部。我们较早布局光伏、风电、电池储能和电动车，在其他国家还受既得利益或监管争论影响时，中国相关产业已经开始发展。近几年变化之所以格外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汽车行业发生了逆转。过去中国高度依赖进口，尤其是高端汽车，如今格局已经明显改变。同时，外资制造企业也看到了中国市场活力和产业链能力，越来越多地把高端车型制造和研发放到中国。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中国制造业并非突然爆发，而是长期政策、产业战略、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持人张斌：最后回到外部失衡或全球失衡。大家认为这一轮外部失衡目前处于早期、中期还是后期？它的危害有多大？失衡既有合理成分，也可能包含不合理甚至有害的因素，不能简单把“完全平衡”视为唯一目标。与2008年前后的失衡相比，这一轮风险更大还是更小？在走出失衡的过程中，中国和全球最迫切需要做什么？
刘元春：从2019年至今，全球失衡总体在逐步上升。背后的原因既有短期因素，也有技术革命、国内政策和地缘政治因素。从当前来看，这个大时代并没有接近尾声，反而刚刚拉开帷幕，因此不平衡可能还会持续。技术进步的导入期一般需要15到20年，地缘政治重构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其间可能会出现阶段性调整，例如AI泡沫是否会出现短期调整、各国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布局能否较快完成等。同时，中国内部也处于大转型阶段。总体上看，这一轮失衡仍处于较早阶段。
陆挺：我认为全球不平衡已经从起点向中期靠近。从中国角度看，过去五六年如果没有出口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2021年以前的五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速只有2.2%，并不是一直保持近几年5%、10%甚至20%的高增长。过去五年内需相对疲弱，如果没有外需和出口较快增长，中国GDP增速会面临更大下行压力。也就是说，内需与外需之间的不平衡，过去几年实际上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很大的缓冲空间。下一步应该充分利用这段缓冲期解决国内问题，同时坚定推进AI、高科技革命和制造业发展，把外部空间真正转化为内部调整的时间。
邢自强：我也认为，全球不平衡还在演进甚至加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革命。中国在下一阶段工业革命前夜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优势。未来五到十年，随着具身智能发展，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可能从目前约28%进一步超过30%，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也可能从约16%上升至18%到20%。从进出口贸易角度看，海外可能因此认为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处于AI和新一轮生产率革命前沿的结果。对此不应让外部噪声干扰我们的判断。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再平衡仍在进行，尤其是如何摆脱低通胀循环值得关注。当前内需不足和消费疲软究竟是攀登科技高峰必须短期承受的代价，还是可以通过更合理的政策框架缓解？我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把资金用于更合理的领域来改善内需，在科技创新与国内需求之间“两条腿走路”。如果国内经济更加平衡，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在国内也能获得更合理的价格，就不至于从“内卷”进一步演变为“外卷”。全球不平衡加剧的一部分源于中国科技进步，但外部反弹和摩擦也可能增加，因此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通过扩大内需和深化改革来增强内部平衡。
汪涛：我也认为，中国国内的不平衡仍处于调整中途，需要进一步解决。这样做也是为了降低转型阵痛，使经济发展更可持续，并保障创新引领的经济转型。过去几年外需确实提供了重要缓冲，但这种缓冲未必可持续。各国都有国内政治约束，贸易保护主义一旦进一步反弹，中国依靠外需扩张的空间就会收窄。因此，应利用当前窗口期加快推进已经讨论多年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夯实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应该是当前加快转型、为转型保驾护航的重要宏观措施。
张斌：刚才几位嘉宾形成了较强共识：外部失衡仍在演进，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而言，把扩大内需这项工作做好，是非常重要的应对策略。今天上午两场圆桌讨论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和现场观众。
（发言速记根据嘉宾讲话录音整理，未经嘉宾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