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兼常务副院长殷晓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肖艺璇出席由CIFER兼职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张佳梁主持的疫情、经济不确定性与地理经济学分论坛八，分享其与合作者题为《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不确定性下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策略》(Economies of Scale or Economies of Scope? Product Strategy of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in China Under Uncertainty）的文章。
殷晓鹏，于2009年9月起，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目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是国际经济与金融学会（中国）创始人，秘书长兼财务，“全球连线-三大洲国际贸易政策论坛”发起人之一兼亚洲协调人，任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 副秘书长，同时任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CTRS），副会长。
殷晓鹏
肖艺璇
基于当今中国及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文章以中国多产品企业为研究对象，重在探究在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在理论模型上，文章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多产品厂商决策模型，将范围经济的概念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结合。在实证检验中，文章利用2000年至2014年工企海关匹配数据企业目的地层面的数据，综合运用多重固定效应模型、负二项回归等计量方法，研究贸易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都表明，当贸易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时，企业目的地层面的产品出口规模会下降，企业目的地层面的产品范围会上升。在不确定性冲击下，企业倾向于将扩大原有产品规模的资源用于开发更多产品种类，从以规模经济为主导转向以范围经济为主导。
肖博士从分工模式、市场结构、贸易理论三方面梳理了国际贸易的变迁。在贸易现象方面，近年来中间品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中间品贸易是价值链贸易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扁平化、短链化的现象。
其中，短链化是指全球性生产管理调整导致的生产工序收缩，以生产可控、成本优化为目的，以国内生产环节替代跨境生产环节为手段，以提高生产一体化程度为导向。短链化的原因主要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倾向；3D打印、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数字化制造技术；新冠肺炎疫情三个方面。
基于全球价值链短链化现象的背景，文章以多产品出口企业的行为为全球价值链短链化提供企业层面的证据，对“不确定性下，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如何调整产品策略？多产品企业生产策略调整是规模经济主导还是范围经济主导?”问题展开研究。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企业、政府需要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作出取舍。以规模经济为主导，意味着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现有产品、现有行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上。以范围经济为主导，意味着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新产品、新产业的开发上，扩大产品范围，完善产业链条。
对企业而言，范围经济支持多产品战略，这有助于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对GVC而言，范围经济意味着一国将使用更多国内生产的中间品，这与目前全球价值链本地化、区域化、短链化趋势相吻合，有利于保障供应链安全。
文章从侵蚀效应、选择效应、可变价格加成、纵向一体化、方面对多产品企业理论模型进行了梳理；从贸易成本冲击、投入要素冲击、市场需求冲击、经济政策冲击方面对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实证文献进行回顾。
数据方面涉及到，
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2000-2014年匹配数据、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1982-2020年中国进出口数据、
Baker et al.等编制的实时更新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世界银行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
中国统计年鉴-平减计算
文章介绍特征事实。在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多产品企业在企业数量、企业出口额方面在中国出口企业中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比企业平均年龄、产出、规模、工资、生产率发现多产品企业出口表现优于单产品企业。
文章基于范围经济的核心理念，构建简单厂商决策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定理1：厂商净利润和整体销售金额减少；定理2：厂商的产品范围增加，范围经济带来的效益增多。由此可知，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下，厂商的产品策略会从以规模经济为主导转向以范围经济为主导。
文章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贸易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在企业目的地层面会使得的产品出口规模显著下降，产品范围显著上升，核心产品集中度无显著影响。
文章使用陆尚勤和黄昀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替换baker的指标；使用TFP（LP方法）度量替换劳动生产率、区分异质品和同质品企业；仅保留产品种类数5以上的企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区分异质品和同质品企业发现：贸易两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同质品企业出口规模的冲击更大；贸易两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同质品企业目的地产品范围不显著，但对异质品出口企业的冲击较大；对异质品出口企业而言，贸易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目的地层面的核心产品集中度影响为正。
在拓展分析部分，文章按企业贸易方式、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年龄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到结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加工贸易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产品策略与产品出口表现、对年轻企业目的地层面出口规模冲击影响较大。
贸易两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使得企业目的地层面的产品出口规模显著下降，企业目的地层面的产品范围显著上升。这表明多产品企业会倾向于削弱规模经济，加强范围经济，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贸易两国的经济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权性质、存续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樊海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樊海潮
主要对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做出点评。首先，樊老师指出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国家-时间层面的EPU指标与目标国人均GDP、制度特征等变量具有相关性，需要对遗漏变量偏差问题做出说明。其次，樊老师认为企业层面固定效用可以吸收行业层面固定效应。最后，樊老师肯定了文章讨论政策不确定性EPU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与传统直觉有较大差异，新颖的积极影响给读者带来惊喜感，但建议对不确定性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做进一步解释。
审稿：张佳梁
撰稿：张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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