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复旦大学博士生缪蛟出席由CIFER兼职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杜映昕主持的环境与贸易分论坛五，分享其与合作者题为《环境规制、环保投资与资源重配》(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的文章。
缪蛟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环境经济。
缪蛟
该文在异质性企业设定下引入环保设备投资决策，考察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环保设备投资决策而改变行业生产与污染结果。模型发现，环境规制趋严会通过两种效应降低行业总体污染强度：一、个体污染强度效应，即单个企业的污染强度下降。二、资源重配效应，即低生产率企业没有能力投资环保设备，生产成本上升较大，产量下降也大，市场份额相对减小，而高生产率企业能够投资环保设备，生产成本上升幅度较小，市场份额相对增大。同时，高生产率企业污染强度小于低生产率企业，故而两类企业市场份额的转换使得行业总污染强度下降。本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理论，发现有力的实证证据支持模型的预测结果。特别的，该文发现环境规制趋严的“十一五”期间各行业总体污染强度下降中两种效应均发挥了作用，而资源重配效应在多个行业中贡献超过40%。
对于环境规制如何降低污染这一重要问题，经典文献Levinson（2009）总结了三个影响机制：规模效应、成分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技术效应是导致污染下降最重要的效应，即环境规制降低行业总体的污染强度，但其内部如何作用仍然是一个“黑箱子”。本文研究旨在尝试打开这一黑箱。本文发现，在行业内部，不同生产率企业对于“技术效应”的贡献也可能是不同的。本文以我国“十一五”期间环境规制变严格作为外生冲击，通过观察政策前后（2005年和2007年）不同生产率企业污染强度和市场份额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环境规制变严格后，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上升，而低生产率企业的份额下降。不同污染强度企业间市场份额重新分配，可能从另一个渠道降低了行业总体的污染强度。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重新分配呢？关于环境政策为何会引起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该文提出了一个新机制——“环保设备投资决策”，试图建立一个综合企业生产、污染排放、环保投资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变严对于经济体污染排放的影响和渠道。该文假设企业知道其初始生产率后会进行两步决策：第一步，企业会分配部分劳动力用来减少污染，其余劳动力用于产品生产，通过选择最优的劳动力分配比例，企业会实现成本最小化，并获得其初始污染强度。第二步，企业决定是否投资环保设备。如果企业选择不投资环保设备，它将仍保持初始的排放强度。如果企业选择投资环保设备，一方面它需要支付相应的环保设备固定成本，另一方面其单位劳动力的减排效果会提升，经过再次优化劳动力分配比例，其污染排放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会下降，最终污染强度也会下降。
基于该模型下的经济均衡，该文提出两个命题：1.环境规制变严格会提高企业存活的临界生产率，更多的低生产率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同时会有更多的高生产率企业投资环保设备；2.环境规制变严格，会通过两条途径降低全行业平均污染强度：“个体污染强度效应”和“资源重配效应”。前者指代不同生产率企业的污染强度均下降，后者指代高生产率、低污染强度的企业，市场份额将增大；低生产率、高污染强度的生产率企业，其市场份额将减小。这种结构的变化将降低行业整体污染水平。
对这些命题的实证检验，需要一个使环境规制严格程度发生变化的外生冲击，来识别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对企业产出、污染排放和环保设备投资决策的影响。“十一五“期间政府环境政策的变化提供了良好的识别条件。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污染检测、监督和防控体系。中央政府制定总体环境目标，而地方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详细的环境法规。“十五”规划（2000—2005年）中，中央设立了污染减排10%的总体目标。但是，由于没有为各地方政府制定具体减排目标，环境恶化仍在继续。为确保“十一五”规划的环境目标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执行效果，2006年8月，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十一五”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划》，明确地方政府污染减排任务。同时，中央政府修订了官员晋升评价标准，将环境目标的执行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挂钩。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十一五”规划的环境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全国总体SO2排放量从2005年的2550万吨减少到2010年的2190万吨，减少了大约14%。
考虑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在2005年前后变化，且各地变化水平不同，该文结合了三个维度的变化：时间变化（即“十一五”前后）、地区变化（即污染减排强度较高的地区与强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行业差异（即污染程度较高的行业与污染程度较低的行业），利用“污染强度不同的行业受到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一事实，采用三重差分（DDD）的实证策略。
为了量化环境规制，该文参考Shi & Xu（2018）和Chen et al.（2018）的方法，计算了每个城市必须降低SO2的总量，继而计算出“生产单位GDP需要减排的SO2数量”来反映“十一五”期间城市面临的“减排强度”。
理论模型明确预测了环境规制和生产率将通过影响企业环保设备投资行为，改变企业生产和污染行为。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预测在实证中是否成立，该文从产量、利润、污染物排放、环保设备投资、进入退出多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并且按照冲击前生产率的高低，将企业平均分成两组分布回归。此外，文章也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同时期其他事件以及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变严格，低生产率企业产量显著降低，高生产率企业产量变化不显著，说明低生产率企业损失了部分市场份额，这部分份额被转移给了高生产率企业。其次，污染物排放方面，低生产率企业污染排放变化不显著，高生产率企业污染排放下降地更多。环保设备投资方面，作者发现高生产率企业显著增加了环保设备的数量，低生产率企业环保设备数量变化不显著。此外，实证还发现，环境规制变严格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退出市场。
该文的实证分析支持了理论模型中的预测：环境规制变严格会导致市场份额重新分配，并使每个企业的污染强度均下降。这说明“十一五”期间，“资源重配效应”和“个体污染强度效应”的确共同发挥了作用，使全行业的污染强度下降，从而实现了Levinson（2009）中提到的“技术效应”。进一步的，该文将对“技术效应”进行进一步分解，使用“单个企业的污染强度”和“不同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这两个要素计算行业总体污染强度，量化分析不同生产率企业给行业总体污染强度下降带来的贡献。结果发现，“十一五”期间，各行业平均污染强度持续降低，“资源重配效应”和“个体污染强度效应”均有贡献。对于各行业来说，“资源重配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均超过40%，对于降低平均污染强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1.打开了技术效应的“黑箱”，厘清了行业总体污染强度下降的内部机制：环境规制变严格可以通过“降低个体污染强度”和“重新分配效应”两个渠道降低全行业污染强度，其中“重新分配效应”指污染强度小的高生产率企业市场份额增大，污染强度大的低生产率企业的贡献比例在减小；2.关于环境政策为何会引起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本文提出了一个新机制——“环保设备投资决策”，并构建一般均衡模型，为理解“环境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3.关于环保设备投资如何发挥作用，该文实证证据发现，企业投资环保设备可通过降低污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通过这一实证发现与理论结合，本文相对现有文献，为刻画环境规制变化对于企业环保技术升级的选择和整体市场份额分配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为适当的理论框架。
孙瑾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孙瑾
总结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发现，认为本文的研究十分有意义，同时从理论模型到实证验证，文章逻辑缜密、阐述清晰。针对文章的三个创新点，孙老师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同一行业中企业的污染强度与生产率高低之间的关系需要提供进一步的论证或说明，同时需要考虑资源重配是否一定是由环境规制被动带来的，是否可能是行业发展优胜劣汰所必然带来的，或企业主动选择投资环保设备从而改变利润函数。其次，对于生产率低无法投资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因此生产成本不会“大幅上升“，在行文表述上需要进一步精确。最后，在”资源重配效应“方面，孙老师认为需要对本文模型的相关贡献点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此外，资源重配效应中行业贡献率数据选取40%较为保守，需要补充解释其他贡献远超过40%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