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晓涛出席由CIFER兼职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杜映昕主持的环境与贸易分论坛五，分享其与合作者题为《出口自由化与水污染: 来自中国的企业层面证据》(Export Liberaliza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的文章。
赵晓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20年12月获东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2018年9月-2019年9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2019年10-2020年1月香港理工大学商学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领域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企业行为。曾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重大课题。在国际贸易领域权威杂志World Economy发表论文一篇，在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China&World Economy、《财贸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等国内外 SSCI&CSSCI 杂志发表论文多篇。
赵晓涛
本文探讨了出口自由化对企业级水污染的影响。根据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间中国企业层面水污染的数据，我们利用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外生冲击，确定了出口自由化对企业水平水污染强度的负面因果影响。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降低水污染强度的“技术效应”和增加水污染强度的“专业化效应”。技术效应对非出口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专业化效应仅在企业出口时存在。出口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加总水污染的影响也取决于企业的出口状况。
水污染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水污染的治理难度较大，成本高昂且通常持续时间较长，会对环境和其他方面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严格环境法规的缺乏和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水污染的问题而言更为严峻。根据现有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自由化可能会增加污染。根据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可能将污染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生“污染天堂”效应。
当前针对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基于企业层面所做研究较少。本文采用了中国企业层面水污染的数据，从水污染强度和绝对水平两方面，探究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扩大出口机会对企业层面水污染的因果效应。
企业污染年度环境调查数据：包括主要污染物排放，污染处理设备，能源消耗，企业信息等。
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包括增加值，产出，出口，所有权，规模，地理位置，资本存量等。
关税数据：WTO数据库，其中美国在2000年和2001年的关税数据应用Feenstra等人（2002）文章中的数据。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集中于1999年-2006年。
在理论部分，为了分析出口自由化对企业层面水污染的影响，文章将水污染作为产品生产的副产品引入到一个标准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中（Melitz，2003）。因此，每个公司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两种成本：生产成本和与水污染相关的环境成本。会带来“污染天堂”效应，会带来。企业会在“竞争效应”下降低平均污染强度。
在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入世前后中国企业水污染数据，以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TPU）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策略，确定了出口自由化对企业水污染强度的负向因果效应。
如何描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准自然实验：1980年，当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NTR）时，美国已给予中国出口商最惠国待遇。自那时起，美国国会每年会对该待遇资格进行审核，决定是否续期。出口或计划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即如果每年的审核不通过，它们的出口关税税率可能会大幅上升至非最惠国待遇的税率。2000年10月，美国国会批准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该关系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生效。从那时起，这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TPU）就被消除了，这为中国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出口机会。TPU的消失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对美国和其他目的地的出口。因此，加入世贸组织代表了出口自由化的冲击。
本文采用一种广义的DID方法来估计这些出口自由化冲击对本文关注的水污染变量所产生的因果影响。
其中，i、s和t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表示工业s中企业i在t时刻的COD强度（chemical oxygen demand，代表了水污染的强度）或COD水平的对数；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衡量指标；是一个虚拟变量，代表加入WTO，即2002年之后取值为1；是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是省年度固定效应，控制着各省所有企业在各年受到的共同冲击；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和行业特征向量，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水污染的因素。企业层面的控制包括企业年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劳动比、出口强度和财务限制。
之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和异质性检验。在异质性检验中，区分了企业的规模，企业生产率，企业的产权，企业地理位置与环境规制，行业污染强度。
在机制检验中，作者检验了两种影响企业污染强度的效应，其一为“竞争效应”，即出口自由化带来出口门槛降低，使得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的行业，此时非出口企业必须减少其污染强度，才能在加剧的市场竞争中保证生存。其二是“专业化效应”，即对于出口公司来说，根据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中国可能会专业化出口污染程度更高的产品。为了区分这两类影响，作者分别研究了出口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的“COD强度”（水污染程度指标）的影响。此外，针对企业在出口自由化后如何调整其水污染强度，作者提出了三个假设：企业调整产品策略以改变水污染强度；企业调整其对减排设备或清洁技术的投资；中国的公司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必须安装最低限度的减排设备。并且作者检验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假设。
本文探讨了出口自由化对企业级水污染的影响。利用中国入世前后中国企业水污染数据，以TPU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策略，确定了出口自由化对企业水污染强度的负面因果效应。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竞争效应”会降低企业层面的水污染强度，而“专业化效应”则增加了出口企业水污染强度。
本文突出了出口自由化对不同企业水污染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表明，出口自由化加剧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利润广泛的情况下。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降低污染强度，以增加企业生存的可能性，特别是对那些规模较小、产量较低、污染密集型，在退出市场边缘的企业。此外，在出口自由化后，有些出口公司倾向于专攻污染强度较高的产品。这种额外的“专业化效应”往往会增加那些出口公司的水污染强度。
本文通过研究出口自由化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企业级水污染的影响，扩大我们对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提供了“出口企业的‘污染避风港效应’”的实证支持，强调了由于广泛的市场竞争而降低水污染强度的“技术效应”。总体而言，出口自由化有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水污染强度。
陈勇兵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勇兵指出，首先，文章可以对水污染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进行进一步的论述。其次，COD强度指标的函数设定是否会影响实证结果。再次，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污染这一议题的关联度不大，更多的是遵循以往的控制变量的选取方法，可以考虑加入污染数据库一些相关数据，例如企业事前的污染状况。最后，文章可以进一步考虑国内外环境规制政策的冲击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例如2000-2007年期间国家颁布的环境相关政策，以及我国出口面临的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可能也是企业想要大幅降低排污的影响因素之一。
审稿：杜映昕
撰稿：李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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