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生余莉出席由CIFER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广涛主持的国际货币体系分论坛二，分享其与合作者题为《货币政策与全球银行借贷: 一种反转利率方法》(Monetary Policy and Global Bank Lending: A Reversal Interest Rate Approach) 的文章。
余莉
，图卢兹经济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货币经济学，宏观金融与银行系 统，以及不确定性。论文曾参加2022米兰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Conference、耶鲁Young Economist Symposium等会议，并被CEMLA / Dallas Fed Financial Stability Workshop 接收。
余莉
该文首先在实证层面探究了全球性银行在国内和国外资产方面银行贷款构成的变化。该文用“本土偏好”指标来捕捉银行的资产组合变化，发现全球性银行在国家层面，对国内贷款的偏好在 2000 年代初持续下降，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GFC) 后的低利率时期增加了 10%。该文用 2000 年初以来30 多个国家及地区银行的国内和跨境贷款的季度数据，构建了银行“本土偏好”的指标。文章发现银行“本土偏好”的整体趋势呈现出 V 型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加权平均的“本土偏好“一直在稳步下降，在金融危机后下降趋势停止，并且反弹超过 8%，即使在经济衰退结束后仍保持高位。这种 V 型的银行“本土偏好”与持续下降的股票市场的“本土偏好”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该文还发现滞后的不确定性和银行“本土偏好”高度相关。进一步通过结构分析证实发现境外不确定性可占银行“本土偏好”预测方差的 60% 以上。
其次，该文建立了开放经济的宏观模型来分析和解释实证层面的发现。该文建立了一个开发了一个基于资产组合的全球银行分析框架，其中信贷分配是共同由三个关键因素决定：多元化机会、跨境摩擦以及由贷款和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驱动的银行盈利能力。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文章发现货币政策对于银行的影响除了封闭经济环境中存在的对银行贷款的数量效应外，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变化还引发了一种新的组合效应，将导致银行重新平衡国内和国外贷款的投资组合。这一渠道是因为虽然银行可以以一定成本管理不确定性，但银行在管理国内资产的不确定性方面比国外资产具有比较优势，其结果相当于多了一个跨境摩擦。即跨境贷款将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变化变得更加敏感，利润下降使得银行对于对跨境资产进行高成本管理的意愿产生了更大的不利影响。因此，虽然降低利率会增加风险溢价，但如果降息不能传导至存款利率，则可能会减小银行的利润率。后一种影响机制削弱了银行管理跨境资产不确定性的能力，降低了它们投资海外的积极性。作者将模型拓展到动态后，发现如果降息后利润的减少足够大，该模型会产生长期的低利率，并伴随着持续高的家庭偏差，与实证结果一致。
该文的结果可以与之前文献中提出的“反转利率”联系起来理解。“反转利率” (Brunnermeier & Koby，2018 ；Darracq Pariès et al.，2020）是指当利率水平低于特定水平，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会抑制银行贷款。在该文中，随着内生不确定性管理带来的新货币政策渠道，政策利率变化对银行贷款同样有着非线性的影响，特别是对国内和国外贷款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降息对国外贷款的不利影响总是大于对国内贷款的不利影响。该文的模型预测，与封闭经济中的反转利率相反，开放经济中存在反转利率走廊，在该走廊内降息将鼓励国内借贷但抑制国外借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政策降息后总体信贷供应量可能保持相对稳定，但由于银行的投资组合向国内资产再平衡，国内外资产组合已经调整。
董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丰
首先总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本文的话题十分重要。董丰对文章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一是文章主要从信贷“供给端”的角度研究了银行“本土偏好”的上升，是否信贷“需求端”的影响也同样重要，文章是否可以论证“供给端”的因素是影响“本土偏好”的主要因素；二是为什么股票市场的“本土偏好”呈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而非像银行贷款的“V型”趋势，文章应给出一些解释；三是“本土偏好”的衡量可以多用一些其他备选方法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四是文章中考虑的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而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央行采取了非常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比如QE），要排除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否可以看看疫情之后的货币政策及银行接待的情况。董丰建议文章可以给需求端更多的分析；探索在这个新机制下最有的货币政策和福利分析；以及可以更清晰地阐明文章发现的新机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