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兼学术副院长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生张梓桐出席由CIFER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主持的国际贸易争端分论坛一，分享其与合作者题为《地缘政治博弈、技术遏制与大国增长》(Geopolitical Game,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and Great Power Growth) 的文章。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宏观发展、中国与印度经济、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等国际学术期刊。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SSCI)副主编、Economic Modelling (SSCI)副主编、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副主编、VoxChina 编辑部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经济学（季刊）》等期刊特邀编辑。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的顾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副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特聘教授。
王勇
张梓桐
本文讨论了领先国家与后发追赶大国的动态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政策如何内生形成的问题。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动态博弈一般均衡模型， 把地缘政治博弈、 技术遏制与经济增长这三个核心方面， 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回答了五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后发追赶国家经济体量的大小对于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政策有怎样的影响？在战略层面上， 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在面对技术遏制时， 如何动态平衡科技自立自强与国际技术合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促进科技自立自强中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国防战略型产业技术的民用化效率如何影响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 技术遏制与经济增长？
模型中包含两类国家， 分别代表初始技术水平较高的领先国家和初始技术水平较低的后发追赶国家。领先国家可以通过对国防战略型产业的投入及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 向后发追赶国家索取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后发追赶国家也可以通过对国防战略型产业的投入及其他相关经济、 技术政策， 抵御和对冲领先国家对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索取。在这一动态博弈过程中， 后发追赶国家的技术进步由自身的研发投入和来自领先国家的技术扩散所决定， 而领先国家为最大化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会对后发追赶国家采取内生的技术遏制政策,以影响后发追赶国家通过技术扩散所获得的技术进步， 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同时，后发追赶国家也可以通过设定最优的财税政策以应对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模型分析的主要发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由于小型后发国家体量较小，其技术进步无法撼动领先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反而可以增加领先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收益，因此领先国家不会对其进行技术遏制。而大型后发国家由于经济体量较大，其技术进步将会影响领先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容易引发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第二，相较于“ 自由放任” 政策，后发追赶国家如果执行最优政策干预（包括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补贴与研发补贴），虽然在短期会遭到领先国家更为严厉的技术遏制，但在中长期却会压缩领先国家实施技术遏制的时间长度， 从而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福利水平。第三， 考虑到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对于民用部门技术进步存在溢出效应，后发追赶国家对于国防战略型产业的投入不仅可以抵御和对冲领先国家对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索取，而且可以直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因此，提高国防战略型产业“ 军转民” 的转化效率，不仅会加快后发追赶国家自身的技术进步速度，而且会进一步缩短领先国家技术遏制的时间长度。第四，本国的自主国防战略型产业发展受到限制（比如二战后的日本），或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虽很高但对民用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太低（比如前苏联），都可能会导致后发追赶大国对领先国家的赶超失败。
余振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余振
对本文进行了点评，指出了本文的三点重要贡献：一是从技术竞争角度来分析贸易战因何而来，补充了今年来中美贸易战研究的理论空白；二是将国防战略型产业对民用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引入到地缘政治博弈的一般均衡动态分析中，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的补充；三是将中美双方相关政策的内生性、互动作用与背后的地缘政治动机结合起来进行了理论分析。余振教授特别强调了霸权税的概念，指出其重要意义并提出几点问题：谁是征税主体，谁是纳税主体，征税对象是什么。
余振教授还用一个狮子分肉的例子分析了霸权国家和非霸权国家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指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权力来源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霸权衰落，非霸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新兴潜在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张博士感谢了余教授的点评，关于霸权税问题，张博士指出这一方面表现为霸权国家向非霸权国家索取一定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求霸权国家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品，而霸权国家与新型潜在霸权国家之间、非霸权国家之间以及多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本文构建的是一个两国模型，目前还不能分析这类涉及多国互动的问题，未来会考虑对模型进行拓展，但本文现有框架也可以反映一些相关的因素，例如非霸权国家与第三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可以视为霸权国家遏制非霸权国家的一种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