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吴靖出席由CIFER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李元琨主持的贸易争端、FDI与创新分论坛三，分享其与合作者们（如下图）题为《与朋友更亲近：通过友岸外包应对区域价值含量要求》(Keeping Your Friends Closer: Friend-shoring in Response to Regional Value Content Requirements) 的文章。
吴靖，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项目主任，香港政府人工智能与金融科技实验室资深科学家，亚洲物流与供应链研究中心副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得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司运营与金融接口、全球供应链、金融科技和商业智能，学术论文发表在Management Science，M&SOM 和 POMS 等顶级经管期刊上，观点文章发表在《斯隆管理评论》、《经济学人》和《福布斯》等国际知名杂志上。
吴靖
本文探讨了鼓励“友岸外包” (friend-shoring) 的经济政策有效性。研究了美国在实施《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后的友岸外包政策，在 USMCA 颁布后，美国进口从其他贸易伙伴转移到墨西哥和加拿大。研究发现，公司也倾向于采用更分散的供应链结构，增加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供应商数量，但却发现支持美国企业外包业务回流美国的证据稍显不足。在遵守新的USMCA要求时，公司在友岸外包方面，更倾向于外包ICT (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 产品。在企业层面，企业的预防性投资水平和财务纠缠程度是决定企业选择近岸外包还是回岸外包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区域价值含量要求成为鼓励企业友岸外包的有效工具，特别是在刺激近岸外包方面。
过去几年，受到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流行以及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经济贸易经历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击，降低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
近期，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nmondo)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友岸外包” (friend-shoring) 这一概念，是拜登政府重塑更具韧性供应链的“外交牌”。“友岸外包”这一概念借鉴了“离岸外包”(offshoring) 和“近岸外包” (nearshoring)，友岸指的是对美友好国家，主要包括了美国的盟友国。外包的意思是将生产设施转移到友好国家，加强美国与这些“秉持共同价值”国家的贸易合作，从而避免或减少在战略物资方面过度依赖存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
然而，目前较多经济政策目的在鼓励供应链友岸外包，但几乎没有学术研究来探讨这些经济政策在鼓励供应链友岸外包的有效性。在最近全球供应链重组文献中，Charoenwong, Han, and Wu (2022) 发现，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导致了外包的多样化，但不一定是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或其友好的邻国。
该文试图通过研究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北大西洋公约重新谈判后供应链结构的变化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结构在美墨加协定 (USMCA) 签订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协议于2020年7月1日生效，其规定了比既往贸易协定更严格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后者对一组选定的产品 (文中称为 "处理产品") 施加了比前者更严格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其重点是汽车制造业通常进口的产品。对于处理产品，USMCA提高了最终产品的总附加值百分比，并且这些附加值必须来自于国内外包或友岸外包地区。为了遵守条款要求，进口的处理产品将通过利用更多的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供应商来实现近岸化。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1. Panjiva的海运导入数据。这提供了通过海基航运通道所有进口活动的交易级记录。2.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委员会 (UN Comtrade) 和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的总贸易数据。3. Compustat数据库，生成企业层面数据集。整体数据集由40127个观测数据组成。
本文通过研究自 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USMCA)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供应链结构的变化，来研究通过加强区域价值链含量的方式重新制定贸易协定以提升“友岸外包”贸易的有效性。其中回流指某企业从国外供应商转向国内供应商。近岸外包是指将进口贸易转移到被认为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其中USMCA实施后分别在国家和企业层面有两点差异性特征：(1)在国家层面，将贸易协定涉及到的所有进口商品明确划分为处理组(treated)，未涉及的进口商品划分为控制组(untreated); (2)在企业层面，同样可以根据贸易协定涉及到所有进口商品以及企业主营业务以及进口商品类型划分处理组(treated)和控制组(untreated)。此后通过DID 分析，调查 USMCA 对美国汽车公司的供应链变化。
对于国家层面的分析，调查了总进口的变化以及 MCA(墨西哥和加拿大)国家进口份额的变化，总进口量变化考虑因素包括价值、交易数量和供应商数量，模型如下：
Ycpt表示进口总量变化，其中 c 表示采购国家，p为6位HS编码的产品，t为月份。Treatp当产品p是乘用车、 轻型卡车或 USMCA 上列出的组件时，值为1，否则为 0。POST July2020t 是 2020 年 7 月之后月份的虚拟变量指标。固定效应包括采购国家Country FEs、产品Product FE和年度月份Year_Quarter FE。
研究MCA(墨西哥和加拿大)国家进口份额的变化，考虑因素包括进口额、成交数量、成交量、供应商数量，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企业，p为6位HS编码的产品，t为时间。结果变量Yipt可以是绝对进口额或从MCA进口份额的度量。公司 i位于SIC分类工业代码为3711(机动车辆和乘用车车身)内时，值为1。POSTJuly2020t是 2020年7月之后月份的虚拟变量。固定效应为企业层面固定效应Firm FE，产品层面固定效应Product FE，和年度-季度Year Quarter FE。尽管我们控制了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但可能还有其他企业层面特征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也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因此，纳入了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Firm Controlsit，其中包括毛利率(gm)、销售成本(cogs)、资本强度(cap int)、销售增长(sg)和公司规模(size)等变量。
该文以USMCA作为研究样本，证明了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在鼓励全球供应链重组方面的有效性。具体的，研究发现USMCA 实施后，公司更倾向于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供应商之间采用更分散的供应链结构。这表明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在鼓励更大的供应链多样化方面是有效的。最后在选择外包商品类型方面，企业更倾向于外包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产品。在企业层面，企业的预防性投资水平和财务纠缠程度是决定企业选择近岸外包还是回岸外包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研究表明区域价值含量要求既能减少供应链对不结盟国家的依赖程度并提高供应链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同时在刺激近岸外包方面效果显著。
占超群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助理教授占超群
对文章表达了认可。他认为本文利用详细微观数据，从国家层面和公司层面研究了美墨加协定中更严格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对美国企业外包行为的影响，对研究区域价值含量如何重塑美国的贸易供应链这一问题做出较大贡献，并提出建议：更深入研究区域价值含量的内在关系和变化可能会更有利于厘清其对供应链变化带来的影响。
审稿：李元琨
撰稿：谢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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