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下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于出席了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IDC）联合举办的“2019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and Reforms in Globalization），并发表了“中美不会脱钩”的主旨演讲。
（姚洋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姚洋教授认为中美不会脱钩，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不愿意脱钩，中国也不能脱钩；二是美国的商界不愿意脱钩；三是其它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方面，姚洋教授提到了其与其他经济学者一起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倡议”中的四个篮子，第一个是“与邻为壑”篮子，一些“与邻为壑”的政策应该是绝对禁止的；第二个篮子是“对其它国家有负面影响的国内政策”，但这些政策是可以谈判的；第三个是“自我保护”篮子，面对不利的外部影响时，国家可以施行适当的自我保护措施；第四个是“多边机制”篮子。同时，姚洋教授提出了三个看法：一是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二是美国需要有调整的空间；三是中国要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特殊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姚教授就观众的提问，诸如技术脱钩、美国的商界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经济的绿色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以下是为姚洋教授发言实况：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很高兴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论坛，正如刚才鞠建东老师所讲，我跟NYU上海的Jeffrey校长，以及哈佛大学Dani Rodrik教授发起了一个倡议，鞠建东老师也参加了我们这个讨论，等会我会简单讲一下这个倡议的内容。
（姚洋教授发言）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中美不会脱钩，关于贸易战，我自己不是专门做贸易的，我就挑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又比较一般的问题来讲一下，即“关于中美脱钩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影响都非常大。
我自己为什么觉得中美不会脱钩、不可能脱钩呢？有三方面原因：方面一，中国不愿意脱钩，中国也不能脱钩；方面二，美国的商界不愿意脱钩；方面三，其它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
为什么中国不愿意脱钩呢？我们试想一下，中国在过去40年中之所以能取得这么伟大的进步，和我们的对外开放是极其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头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大，我们靠独立自主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那个代价也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通过压低城市的生活水平，才实现了我们那样的进步。但是，那样的进步相比改革开放之后这40年，肯定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所有的指标，如果从1954年开始划，头30年几乎在零附近徘徊，真正起飞是1978年之后，当时我们的出口指标是在我们加入WTO之后。在加入WTO之前，我们的出口增长率也是比较高的，但和加入WTO之后这10年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加入WTO之后，2001-2008年我们的出口增长5倍，中国的财富积累在我看来就是加入WTO之后。我于1997年从美国回国，那个时候我们的高速路只有2条，一条是北京到天津，一条是北京到石家庄。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财富，基本上是在过去20年之内积累下来的。那么这和我们的开放关系非常密切，不仅仅是开放让我们的产品出口了，而且开放让国外的资本进入中国，FDI在中国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面作用是非常大的。过去这10年，其作用略有下降，但是仍然非常大，我们交的税收应该是2万多亿，仍然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例。
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技术升级，至少在过去40年里面，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开放之赐，我去潍柴动力看过，原来是潍坊柴油机厂，是一个老企业，1946年成立的修理军械的企业。解放之后引进了一台小的柴油发动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做了逆向工程，学会怎么去造，这台小发动机让他们活了40年，什么时候开始起飞呢？我们国家在90年代末引进瑞士的斯太尔重卡的项目，斯太尔重卡的整车是陕西重卡来做，柴油发动机由潍柴来做。全套图纸，我们买了下来，但是潍柴消化发动机技术，花了10年的时间，潍柴的爆发式增长就是在过去10年里面，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世界柴油机发动机领域，除了大型和小机车用的柴油机制造以外，中间领域基本上是主导性的。
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技术升级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大概是我们走的最快的一条路。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在持续的开放，即使是在中美贸易争端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国家仍然在开放。我们今年修订了外商投资法，明年1月份应该就可以颁布了，我们的金融仍然在持续开放，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领导层对于开放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坚定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商界也不愿意脱钩，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很多消息，都是比较激烈的消息，因为媒体愿意登，我们说句俗话，狗咬人肯定不登，只有人咬狗才会登，会登一些显眼的消息。这些显眼的消息是美国今天又有谁说了要反对中国，明天又有谁说了反对中国。这种人有没有？当然有。就我个人的接触来看，我觉得这些人在美国属于少数，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复杂的社会，美国的商界力量不可忽视。美国商界的想法和特朗普的想法不一样，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把美国的企业都逼回去，让他们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想把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降下来。但是，对美国商界来说，他们的想法不同：第一，要跟中国做生意，中国的市场很大；第二，要到中国生产、做生意，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他们要求的，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的改革方向一致。比如说，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超额补贴，我们该不该改，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企至少低1/3，我们有数据，你看资本的回报率至少低1/3。我们的大型国企很容易到银行里面借3.5%的利率借款，在过去资管新政发布之前，这个钱他不花，弄一个委托贷款之类的影子银行里面，赚个7%、8%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浪费我们的资金，我们该不该改。美国商界在中国要求的就是一个所谓的水平（Level），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和我们的民营企业一致。我们在过去说，中美经贸联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没有错，大家不要小看了美国商界他们在美国起到的作用。
特朗普政府比较特殊，因为它油盐不进，谁都说不上话，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永远在这里，哪怕是明年的大选也不是100%的能够再度当选。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联合，和美国商界搞好关系，让他们来中国获得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昨天我看到几个数字，美国的几个大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多大，苹果19%的销量在中国，英特尔24%的销量在中国，高通65%的销量在中国，通用汽车42%的销量在中国，我们老是担心美国芯片卡我们的脖子，卡脖子是美国政府想做的，但是美国的商界不可能答应，高通65%的销量在中国，芯片行业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没了市场，它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科技进步。台积电要投资5纳米的新技术（它现在做的是7纳米），投资量是300亿美元，我们的长江存储投入量是2000亿人民币，芯片行业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没了市场就等死，只有维持这个市场，才可能不断地有技术创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商界跟中国脱钩，等于他自己放弃技术的进步。
其它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全球价值链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里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iPhone手机，我一个朋友研究过，中国的附加值只有2.6%，其它全是国外进口的附加值，这里有来自德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韩国的企业，当然还有来自美国的企业给富士康输送了中间品，如果iPhone不在中国生产了，挪到别的地方，富士康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富士康是世界500强排名很靠前的企业）。其它国家的企业都要同时受到冲击，他们要找到新的下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我觉得是短期情况，长期来说，中美至少在贸易上会恢复到常态。我还想说在技术方面，恐怕中美会有各自的保护。
在美国，它会更多地强调对他们技术开发的保护，这一点恐怕我们没法改变。在中国，我们会投入更大的精力搞自主创新，但不是关起门来搞，仍然是开放的搞，而且应该是争取更多的朋友，美国不行，我们可以跟欧洲合作。但是，即使是在技术竞争环境里，我们也不太可能形成和技术的冷战。比如5G技术，会不会形成中国以华为为主导的一个标准，美国又出来一个新的标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种技术标准不是国家主导的，而是企业主导的，这些企业心里都明白，如果你有好几个标准的话，大家都吃亏，只有在一个标准下面，大家创新才会更加容易，更加节省资本。所以，我相信，即使是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会有一些各自的做法，但也不太可能形成两个世界。
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呢？我就要提到我们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的倡议”了，最终有37位学者签名，其中也包括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建议的背景是：WTO已经持续了25年，在这儿之前是《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持续的时间更长（从1946、1947年就开始了），持续了50年，最后改革成了WTO。《关贸总协定》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关贸总协定》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它需要改革。WTO也是，它实施了25年，这中间的的确确遇到了很多难题，就是因为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这个新的框架我们提出来了4个篮子的建议，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框架，更多是方向性、建议性的，是要给我们中美之间贸易谈判、纠纷讨论等提供一套新的语言。
四个篮子分别是：一是“与邻为壑”的篮子。有一些与邻为壑的政策，这些政策应该是绝对禁止的，比如限制出口，像美国限制对特定企业的出口，比如对华为，它的理解是华为会有安全隐患，我觉得我们国家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回答是很好的，如果你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没有一个国家敢买你的波音飞机，你在波音飞机上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不就全完了嘛！飞机别飞了。这样的道理显然是不成立的，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个以环保为目标，说我们要限制对稀土的出口，这样也不行，如果我们真要做的话，那要跟国外企业一视同仁，我们统统都限制，你仅对外国企业限制是不行的。竞争性贬值，这不仅仅是说美国指着我们搞竞争性贬值，其实美国自己都在搞，它虽然是浮动汇率，但它通过发美元照样可以左右汇率，让美元贬值。倾销掠夺性定价，这些都属于“与邻为壑”的篮子，我们要坚决地制止，实际上在WTO的框架里是不允许的。我们和WTO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第二只和第三只篮子。第二个篮子是“对其它国家有负面影响的国内政策”，但这些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比如美国安全审查，这对其它国家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国家产业政策，可能也对其它国家会造成一些影响，在TPP的框架下，这些都应该纳入双边、多边协议里，直接来谈所谓的政策，大家要实施一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先谈，比如，双边的谈，能谈成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谈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政策放到第三只篮子里。第三篮子是“自我保护”篮子。比如，没有谈成，美国老以安全审查为由来审我们的技术，包括华为在硅谷自己产生的技术，美国是不允许华为子公司把技术转移到中国的，它是有国家安全问题，我们的自我保护措施就是自己搞自主创新。反过来，美国说你搞自主创新，那有可能对我们的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要更多地限制技术出口。当然，这不是最好的结果，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坏的结果，但至少我们给两个国家、或更多国家一个调整空间。第四个篮子是“多边机制”篮子（涉及多个国家的政策）。实际上，中美很多问题都涉及到第三国，在这种情况下，多边机制仍然应该起作用。这是我们提出倡议的主要内容。其实，我们也没有提非常具体的政策建议或什么东西，我们更多还是在这里提供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给两个国家都要有自主政策空间。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他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越来越像美国，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应该坚持的，我们自认为我们这里是有价值的，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美国不应该要求中国无条件地向美国趋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意识到美国也需要调整的空间，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美国是比我们发达很多的国家，为什么它也需要有调整的空间呢？如果看一下2016年选票的分布，会发现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国家。我们知道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多数票，她比特朗普多获得了250万张选票，但她输了，因为它赢得州太少了，赢的都是西海岸、东海岸的那些大的州，中间那些人口比较少的州都输掉了，这些州都被特朗普赢得了，所以特朗普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美国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地方）有很多穷人，以前有一个美国的作家Michael Moore，写了一本书叫Stupid White Man，指美国的白人和穷人，他们投票主要投给共和党，这次特朗普能当选主要因为这样的穷人和白人，为什么明知道特朗普、共和党人不会为他们办事儿，为什么还要这样投票呢？因为他们知道民主党不可能管他们，民主党变得越来越激进，根基越来越分布到东海岸、西海岸，他们也把怒气撒在了移民上面，特朗普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反移民，迎合了他们的口味。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到穷人身上，因为他们的确是无望的，你到一家美国的中西部看一下，那些白人的生活状态，你会惊叹作为一个白人怎么能够如此之穷，这需要调整。当然不一定相信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美国的工作减少都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中国是在过去大概20年里面，这一轮全球化里面得益最大的国家。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一下，给美国一些调整的空间。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要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我们国发院有一个中美经济二轨对话，王岐山当主管副总理的时候让我们做的，我们已经坚持了10多年，每年开两次。2011的时候王岐山跟我们说，现在中国怎么一枝独秀、实力大增，我们要不要做一个研究，中国到了2020年在世界上的份额是多大。在2008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也不知道，中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体量变得这么大了。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因为当时我们预测2020年，回头看发现我们还是过度自信了一些。但是，我们也提出来，中国已经体量非常大了，大象难藏身于大树后，我们以前搞所谓的韬光养晦，即使我们想这么做已经不太可能了，世界不会允许你韬光养晦。现在还有人在说，我们冒头太早了让美国人发现了，应该再躲一躲，这样美国就发现不了了，我估计很难。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年间每年都占到全世界增长的30%以上，中国的GDP如果掉一个百分点，全世界掉0.26个百分点，这是研究的结果。所以说，在过去美国打一个喷嚏世界感冒，现在基本上也是中国经济打一个喷嚏，世界就跟着感冒。
中国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我们在国际上面还没有适应这样的体量变大做法。我们过去是规则的跟随者，改革开放我们加入世界体系，作为国际秩序的跟随者，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加入它，尽量在体系里面发展壮大，这基本上是我们过去40年所做的事情。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再这样做世界已经不允许了，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尽管我们的产业在转移出去，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工厂，我们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好，但是价格仍然很低，这就是为什么华为能够领先美国的企业。不光是华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质量非常高，但是价格不是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得调整心态。从一个规则的跟随者变成适应规则制订者的角色，有些方面我们应该让一步。比如说WTO改革，美国想把WTO搅黄，不交会费，现在法官只剩下一个中国法官了，明年1月1号之后基本上就停了，WTO就不工作了，美国当时想搅黄。但是我们要想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去搅黄WTO是从国内出发，国内要调整，逼迫你做出对它有利的调整。但并不是说WTO里面只有美国一家，还有欧盟、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希望WTO能够坚持下去，但是他们也提出来了一些要求，比如说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补贴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面是不是我们一定不能谈，我们是不是个发展中国家，当然是，但我们是个很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的援助有如此之大的规模，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我们能不能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既保持我们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但同时又放弃一些对我们不那么重要的利益的东西，这样我们争取更多的朋友，真正从一个跟随者变成规则的制订者。我们以前老说规则都是别人制订的，现在有一个机会了，美国退出了，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怎么来把握这个机会，变成一个规则的制订者之一，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全面的重新思考。这样才能决定我们未来30年的路可以走的更好一些。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关于刚才姚教授讲的中美不会脱钩问题，现在也有一种论点说中美会发生一个所谓的部分脱钩，特别是在技术行业，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在去美国学习过程中已经被拒绝了，通过这个实际其实可以看到美国以人治的方法，在实行它所有的技术上的保护，特别是在雷达光电业。我想问一下姚教授，我们这个大约会持续多长时间，需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美国现在的技术上的封锁？
（观众提问）
提问（李昕）：非常感谢姚老师精彩的报告，我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您提到的我们现在更多参与全球治理，除了美国，我们还有很多其它的朋友比如像欧洲，如果看2018年或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话，美国对我们的外资审查从2018年5月份通过，但其实欧洲在2018年3月份就已经通过了对中国的外资审查，2019年日本也跟随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外资审查。比如，在中国，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样的问题上，美国虽然叫的非常响亮，但其实一开始冲出来叫的是欧洲，就现在来看，中美的摩擦可能比较激烈。我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不仅是与美国经贸上的困难了，在欧洲、在日本，我们现在变成了少数，怎样在这种相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来进一步开放、争取更多的支持呢？
提问：谢谢姚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中美脱钩、不脱钩的观点和评论。问题：您认为到什么程度算脱钩、什么程度不算脱钩（对脱钩做一定义）？问题：美国商界怎么影响美国政界的政策制定？因为行政部门、立法部门都出台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一些措施。
姚洋：
关于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技术脱钩，我同意，在技术上我们肯定是要走向至少部分脱钩。我刚才也已经说了，技术上的相互提防肯定会发生，美国不再愿意给你免费了，至少在我们那一代，现在可能不是了，我们那一代都是拿着美国奖学金的，而现在都是自己掏钱去读书。即使这样，它也认为你占了它的便宜，不愿意再培养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去跟他们竞争，我觉得这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要说真正的技术脱钩，还是要像以前那样，有两个平行体系，中国搞自己的一摊、美国搞自己的一摊，各种标准都不一样，这才能说是技术的脱钩，否则我觉得不应该叫技术脱钩。刚才第三位提问人员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顺便再说一下，最惨的是我们干脆经贸和关系全部停止，这就是最彻底地脱钩了，连贸易都不做了，技术脱钩是中间的一部分。
李昕这个问题，好像其它国家也在收紧，对我们的外资投资在审查，在做一些保护性措施。我觉得这个还不能说是我们空间在缩小，更多还是他们自身感觉到了压力，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如果让中国去买的话，可能能把整个德国买下来（极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过去对自己的产业也有过保护，我们家都是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出来的，我知道这个企业是怎么活过来的，现在是一个国资委管的一个企业，虽然不是很大，但它是我们国家极其重要的一个企业，有全套输变电设备，特别在90年代仅此一家。如果政府不出手，这家企业90年代就死掉了，但一个政策（三峡工程）就把它救了，三峡工程，政府说60%的设备必须是国内采购，基本上是为我们西电公司量身订作了一个政策，就把这家公司救了。
其实我们自己也干过，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想的太严重，觉得人家要跟我作对，包括市场经济地位，卢锋老师其实也做过一个研究，这个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更多是脸面上的，实质的影响没有多少，它承认、不承认对中国没有多少伤害，主要是反倾销方面的就没有多少伤害。
我们合作的领域多不多？WTO要求的，很多东西我们国内就应该干这事，如国有企业问题，我们看着国有企业在那儿浪费我们的资金，挤压我们的民营企业，特别是过去两年，我们民营企业基本上就没有空间了，这样下去能行吗？是不是干脆像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似的，我们用对外开放来促进我们国内的一些改革呢？你要这么想，它就不是个问题了，反而是个好事，完全是我们的心态问题。美国的商界影响政府，影响的多了，美国商界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只不过特朗普是比较特殊的一届政府，油盐不进，谁都跟他说不上话，但他身边人，特别是Ross, Mnuchin是了解商界的，我觉得他们是把很多商界的生意代入了特朗普政府，这个力量是不能小看的。
提问：非常感谢姚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组织这么一个研讨会，关于中美脱钩，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不是谁愿不愿意脱钩，而是特朗普是代表国家利益的，现在我认为我们全球的货币体系是一个零和游戏，输掉了经常账户，就会输掉货币体系。提问是零和的货币体系没办法支撑贸易不平衡到这里，所以这是必须要脱钩的。
提问：姚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在微观经济上正在做这个事，我的问题很简单，第三点您说从规则的跟随者变成规则的制订者，需要我们全面的思考，让我们未来30年的路更好走，我的问题很简单，当前国内的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间，您如何看待从规则的跟随者变成规则的引领者过程中间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经济的绿色转型。
姚洋：
第一个问题论点不成立，所谓失衡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发生，只不过这一轮是在两个最大型的国家发生的，而且量比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脱钩，你要解决这个失衡的问题，恐怕更好的办法是深度的融合，而不是脱钩。
关于绿色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现在全球变暖成了一个问题，最近欧盟出来一个紧急状态，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我个人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有一个怀疑，你看一下历史数据，地球升温、降温经历过好几轮。我们北半球的温度没有达到过去3000年的平均气温，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比这还热，我们的祖先热的时候是我们文明大发展的时候，冷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倒霉的时候。我们的气候变暖都被摧毁了，三国、南北朝、两宋、明代这都是气温极低的时候，我们就倒霉，我们的文明就瓦解了。所以说，我怀疑甭管人类怎么减排，温度照样上升，因为我们处于升温期，如果这样的循环是对的。另一方面，一定要记住，所谓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定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不可能说不消耗更多的能源会变得更加的富有，这是做不到的，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人均能耗还得上升，我们现在看到能源都不那么洁净，光伏产业的生产过程那么的肮脏，我们生产了一大堆太阳能电池板给发达国家，他们干净了，我们肮脏下来了。你再想想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们不发展，非洲的人口到本世纪中叶要变成15亿，本世纪末30亿，人类的1/3生活在非洲，你不让他发展，搞化石能源的发展能行吗？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应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去参与，我们不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其实最后遭殃的是全世界。你想一想，非洲如果不能发展起来，难民潮不可能制止下来，第一个受损的其实就是欧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很愚蠢，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非洲人民快速的富裕起来，而不是搞减排。这一点上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住，上一次哥本哈根的会谈上面，中国站在了发展中国家的一面，我觉得是对的，我们应该争取这样的发展权利。不仅仅对我们好，其实对全球都是有好处的。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