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楚天学者陈波教授，在清华百年大礼堂出席了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IDC)联合举办的“2019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并参与了“中美贸易争端与世界秩序”圆桌讨论。
陈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中国还没有做好直面美国打金融战的准备。首先，他分析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六大成因：要调节贸易逆差，要提升就业，要消减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要开放中国市场，要对抗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修昔底德陷阱。
而如何面对这样的贸易争端，陈教授给出了“缠斗”的观点，即：
第一，应尽一切努力完成对欧洲、日方的承诺，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
第二，积极构建新的、现有国际经贸合作体系中不存在的多边规则，尤其是数字经济自由化及国家安全边界的构建；
第三，尽快和主要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及投资的高水平协定；
第四，统一国民待遇，统一中国人内部的待遇、国企和民企的待遇；
第五，采取都市化等经济刺激政策；
第六，要在国有资产以及农村土地市场化两方面有所突破。
以下为陈波教授圆桌论坛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鞠教授对我的邀请，第一次来到咱们清华大礼堂，首先给大家说声抱歉，其它嘉宾都是正装，就我是便装，因为我以为这么敏感的话题，谈起来的话应该是小众的，就不用那么正式了，没想到今天聚集了这么多人，清华的号召力实在太大了。
第二，我这样就比较容易突出我们其他嘉宾，我只是来抛砖引玉的。我来发言的话题是我们现在是讲贸易战，但我们越来越多地讲到了金融战、科技战。
我认为，首先中国没有资格跟美国打直接的金融战，金融战是科技战附属的战场，比如我们要制裁华为，现在说制裁华为发现了个问题，欧盟的小伙伴们好像不是很听美国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果你不听，我就要拿出我的大杀器，通过金融来制裁华为公司，这样的话就有点类似于鞠教授一开始讲的，如果我们制裁了伊朗，欧盟说我不制裁伊朗，所以欧盟的企业不用听美国的长臂管辖，照样可以跟伊朗做生意，但因为美国制裁了，因为它是通过金融制裁的，所以最后欧盟的企业还是不敢去，就是说长臂管辖是有效的。
同样的道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美国也最终能够实现它的目的，就是它可以逼迫华为暂时退出欧盟市场，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说百分百，但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我们还开了句玩笑，为什么我一个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会来讲贸易战呢，别的先不多讲，因为孟晚舟同学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我们总得关心一下。
我们讲中美贸易战，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六大原因，但原因里有主次或难易程度不一样，首先特朗普同学总是在讲要平衡贸易，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首先他讲的贸易是互补贸易，没有把服务贸易完全算进去，虽然算进去仍然出现同样的贸易失衡问题，但从趋势上来讲，服务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又是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所以，从趋势上来讲，美国是自然而然可以消减中美贸易逆差的，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第二个制造业所有工作回流我们也都看到了，中国的制造业被美国的贸易战影响，最后出现了产业链的转移效应，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比较明确的，但它并没有转移到美国去，而是转移到了其它国家。
所以，制造业回流，和现在美国就业数据非常好的现象，其实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美国的制造业现在整个就业情况很好，不是因为中美贸易战造成的。
第三个消减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高科技领域）方面的竞争力，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谈的为什么我们要有理由感到很悲观，其实我对贸易战本身不是那么悲观，我悲观的是中美科技战，贸易战在某一个时点就会结束了，但是我认为中美的摩擦一直会存在，摩擦主要体现在科技战方面，因为谁占领了科技战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会有未来各个方面的话语权。
第四个开放中国市场这一点，崔凡教授刚刚也说了，其实我认为中国在这两年的开放力度明显加大。当然还有个执行问题，但是至少从中央顶层设计的层面上，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第五个对抗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可能背后有一个中国政府的支持，违背了全球的公平竞争原则，这一点我认为也可能是我们比较大的难点，可能中美双方还有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中美贸易战即便能够停止，但是中美争端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原因。因为即便中国想改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得掉。
最后我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对华纯鹰派，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怎么跟它妥协也没有可能。对于这种纯鹰派来说，世界第二就是它的威胁，只要你还是世界第二，你就还是美国的威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点美国反对中国，反华派的声音不可能再通过我们的各种努力消除，甚至不可能会弱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悲观地方。
我们国家可以做什么呢？两个字缠斗，大家看拳击比赛就知道了，刚才丘教授讲了两个人打架，特别强也有问题，中美两国都很强没有问题，但是两国之间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我们大家还是要承认，毕竟一个是世界GDP的16%，一个是24%，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中国是相对弱的一方，要跟别人打拳怎么打，你要不被挨揍，不被别人揍的太厉害的方式很简单，近距离缠住别人，让人家发不出来力，我们在这方面怎么做呢。
如果美欧日这样的主要经济体都对中国发出抱怨的开放，没有做好承诺、实质性的开放举措，这方面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尽快完成自己的承诺、开放，因为我们可以很吃力的应对美国，但是我们不可能应对同时三个主要经济体，这是基本原则。
我们要建立新的多边规则，我这边特指的是数字经济自由化和数字经济的国家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两个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贸易的自由化，数据流动的自由化，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国家安全，美国现在显然是所有泛国家安全化，它觉得不爽的都说威胁了我的国家安全。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恰恰和美国反了过来，讲的是自由化，我们要进行高科技领域、数字领域的交流合作贸易等等。我们的规则在哪里？要建立一个新规则，在我们现有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里面没有。
第三个尽快要签订和主要的经济体有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高水平协定，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成功过，有一个SEP但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印度拒绝签署，日本现在又说印度不签我们也不签，这样我们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反观美国虽然现在对十大经济体里面的九个经济体都进行贸易战的威胁，但是成功的推动了很多经济体和它签署了自己满意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这一点我们国家还是要加强自己的步伐举措。
第四点，统一国民待遇，刚才我们有至少一位专家谈过，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过，因为统一国民待遇不是统一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待遇，而是统一中国人内部的待遇，国企和民企的待遇，这一点到现在我们都做的还很不好。
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我们加入WTO之前曾经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加入WTO中国一定是经济会出现一个重大的调整，我们的制造业比较高端的领域会让给外国，我们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结果后来我们很成功，我们几乎都占领了开放的制造业，为什么成功，因为我们在1995年以后就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制造业即将开放的那一部分，实现了国民待遇。
回过头来看一看现在，我们要开放的这些领域有多少实现了国民待遇、民企市场准入、民企和国企的统一竞争的管理模式，没有，所以我们急迫的要实现国内的国民统一待遇。
第五点，经济刺激不多讲了，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争论，余永定老师说我们要保6，陆铭老师说保不保6无所谓，但是他们其实争议的是要不要保6，但他们没有争议的是我们的确要进行经济刺激，而且我认为我们经济刺激的抓手，刚才王教授也讲过，我自己最后的观点是，我们的抓手是都市化，不是城镇化，城镇化是错的，思路完全错误，我也不认为是城市化，我认为是都市化，中心城市要让它更大，所以北京的限制人口、上海限制人口是错的。而且从目前来看，危害性非常的大。
另外还有两个主要的突破，国有资产方面的突破，以及农村土地市场化方面的突破。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多展开了，我们的刺激和改革是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红利，但我们需要有思维上面的突破，非常感谢。
以下为陈教授答观众问实况：
提问：我想问一下华中科技大的陈教授，刚才您在最后提到了都市化概念，想请您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回答：首先，都市化这个概念我们国内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叫陆铭，他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我们其实要做的是都市化，不是城镇化，也不是城市化。
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人自愿地希望往哪流，那就是我们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你不要去人为地阻挡他，大家愿意往北京来，愿意往上海去，一定有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等，自然也就能让城市变得更加庞大，就是我们所谓的都市化。
以前我们有个错误概念，城市太大了会有都市病，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很多在国外的城市从一个城市名字来看，它就这么大，但事实上形成了都市圈（非常庞大）。
从贸易战角度讲，我觉得贸易战有两个事情跟都市化有关系。
一、美国之所以一直愿意打下去，就是它总认为它的贸易战对中国的压制是有效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在下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抓手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做到现在，我们最大的抓手、最能干、最有效的东西是做基建，显然不是建高速公路到边远区域，而是能够在我们都市化里面做城市基建，这是非常重要的。北京、上海等这些一、二线城市的拥堵，就知道这里是有巨大商机的，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二、这次贸易战里，美国也明白，它要形成它的再平衡，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而是让中国的服务业开放给美国。所以，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了，现在服务业在中国要发展，显然在都市化进程当中才可能得到一个长足发展。第一，既能够满足我们对外开放的要求。第二，也是我们中国自己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
所以，我认为都市化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提的，而且它一定要区别于城市化和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