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的组会上，我有一个观点，一个要求，观点：从2026年7月16日“月之暗面”公司发布Kimi K3开始，世界进入AI时代；我要求：中心全员“All in AI”，从9 月1 日起，所有工作都需在AI基础上进行。
最近科学界逐渐形成共识：奇点已至，AI时代已经来临，AI像海啸一样扑面而来，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是革命性的。我们这些研究机构，已经不再有选择，要么在AI的巨浪上乘风破浪，要么在巨浪下苦苦挣扎。
然而，AI有何种影响？是更加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会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甚至失控并酿成灾难？在这些问题上，科学界与社会公众的认知存在巨大分歧。本文仅就AI对工作状态与效率的影响，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AI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本质上是当代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要理解它，不妨回到历史上的一场技术革命——交通工具的发明与应用——来加以剖析。
以北京到天津为例，两地相距约120公里，在没有近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人们只能徒步往返。假如一位北京居民要走到天津，结果会怎样？若从容步行，每小时约2公里、每天走6小时，需要10天；若以马拉松速度疾行，每小时20公里，约需6小时，也就是一天。换言之，徒步往返所需的时间（及其成本），大致服从一个从1天到10天的帕累托（指数）分布：最快的“飞毛腿”一天可达，最慢的老人与孩童则要走上十天。
汽车发明并普及之后，情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一，交通时间与成本呈现双峰分布。假定汽车平均时速60公里，从北京到天津平均仅需2小时。于是，从北京到天津的出行时间便分化为两个群体：会开车（以及能够乘坐汽车）的人，构成一个均值为2小时的帕累托分布；不会开车（以及无法使用汽车）的人，仍停留在1天到10天的帕累托分布之中。
其二，交通上个人的竞争力发生了变化。在汽车出现之前，跑得快意味着巨大的优势——要想快速往返京津，就得寻觅罕见的“飞毛腿”。汽车普及之后，奔跑能力不再那么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会不会开车、愿不愿意乘车。“飞毛腿信使”的就业市场确实遭受了巨大冲击，如今早已见不到“招聘飞毛腿信使”的告示。然而，“跑得快”的优势也并未消失，而是以其他方式延续——如今喜爱跑马拉松、参加竞技的人不在少数，跑得快的优势并未消失，只是换了赛场。
其三，整个社会并未因此陷入大规模失业。昔日“飞毛腿信使”的就业市场，转变为今日“出租车司机”的就业市场。交通工具的出现，对人的出行方式产生了巨大而革命性的改变，却并未消灭工作，而是重塑了工作的形态。
以2026年7月16日Kimi K3发布为标志，大部分工作的效率也将呈现双峰分布：使用AI的群体是一个指数分布，不使用AI的群体是另一个指数分布。二者在平均效率上的差距，大约就相当于“开汽车从北京到天津”与“徒步从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我们这代人已幸运地（或者说无奈地）经历过数次。
50年前，不少人腿着、骑自行车从北京到天津；如今，徒步或骑行往返京津的，只剩下跑马拉松、爱骑行的“牛人”，99.99%的人都是乘车、骑摩托或搭乘高铁出行。
40年前，北京居民用钢笔写信，跑到邮局寄给上海的朋友；如今，若是请一位北京的00后用钢笔写封信、去邮局寄给上海的朋友，他（她）用手机发完信，然后一脸懵地问你：邮局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