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1日，FAO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有逾1.35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估计,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总数较2019年翻一番，从1.35亿人增至2.65亿人。同时，FAO另一份旗舰报告——《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研究显示，全球预计有超过8.21亿人处于“膳食能量消费不足”或“食物不足”状态。
左：《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右：《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国内外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包括人民日报也在其平台发表题为“疫情若恶化，全球或面临严重粮食危机！我们怎么办？”的文章。一时间，疫情或将引爆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与评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疫情发展需要专家的预测，但就疫情导致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依据之一——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人口规模翻番至2.65亿人，这一信息是否大致准确，则可以从经济统计的角度说一说。
现阶段，联合国对粮食安全的评估主要包括两套系统。一是粮农组织全球预警信息系统（Global Inform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GIEWS），其采用了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IPC）和协调框架（Cadre Harmonisé, CH）。IPC/CH分类聚焦于国内/地区层面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一般通过使用最近2-3个月的调查数据，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分析专家小组对各国/地区当前极端饥饿情况进行评估与预测，向决策者提供关于目前和未来应急响应需求方面信息。该系统旨在确定需要对哪些人群采取紧急行动，并为联合国紧急情况响应计划提供证据支持。IPC/CH包括三部分内容：“严重粮食不安全”（Acute Food Insecurity）、“慢性粮食不安全”（Chronic Food Insecurity）和“严重营养不良”（Acute Malnutrition）。其中，“严重粮食不安全”即被FAO认定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阶段，具体指IPC/CH阶段III或以上阶段情景。
粮农组织全球预警信息系统网站
一是由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于2017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该框架依赖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可持续发展指标机构间和专家小组所商定的定量指标，旨在对全球在消除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以及一切形式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2.2）方面进展进行监测评估。《全球粮食危机》（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报告与《世界粮食安全状况》（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是粮农组织等机构定期发布的，分别针对全球预警信息系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两套系统的年度报告。其中，2017年以后，《世界粮食安全状况》报告加入对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2.2）内容的监测，升级为《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报告。
全球预警信息系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两套系统基于不同的数据基础。前者主要基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Food Insecurity Experience Scale，FIES）估测的粮食不安全情况，后者主要依据“食物不足发生率”（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PoU）估算的数据。其中，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由粮农组织统计司创建，将粮食安全分为轻度粮食不安全、中度粮食不安全与重度粮食不安全。轻度粮食不安全人口具体指获取食物能力不确定的人；中度粮食不安全人口指那些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资源来维持健康饮食、获取食物的能力不确定，以及可能偶尔不能进食或出现断粮情况的人口；重度粮食不安全人口指那些已经断粮，以及一年中有时一整天未进食的人口。食物不足发生率是粮农组织监测全球和区域饥饿状况的传统指标，该方法依赖大多数国家可获得的国家一级的汇总数据，以及一些国家偶尔可获得的粮食消费数据，以估算出有多大比例的人口无法定期获得足够的膳食能量，来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住户调查是粮农组织获取数据的主要手段。
图片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
虽然，全球预警信息系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两套系统是基于不同的数据基础，但由于不同程度粮食不安全状况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消费量减少可能导致人们无法满足膳食能量需求（即食物不足发生率衡量方法所定义的“食物不足”状况）。因此，基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的粮食不安全数据，其所提供的数据信息与食物不足发生率系列数据所提供的证据具有一致性。食物不足发生率可以认为是全球预警信息系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两套系统共同的数据基础。然而，食物不足发生率是由统计模型估计出来的。
由于大多数住户调查都无法提供个人食物消费量的直接证据，因此FAO技术专家组针对人口中代表性个体的习惯性消费的分布进行统计模型来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然而，此估算方法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第一，此方法中有关食物不足发生率的相关推测只能在人口组别层面进行，并且代表性比例仅能分解到收集数据的调查中设定的比例。鉴于目前大多数国家能提供的数据有限，因此无法在充分分类的基础上估算食物不足发生率，进而识别各国国内的特定弱势群体。第二，由于概率性质和与模型参数相关的不确定性，通常情况下，估算数据存在大约5个百分点的置信区间。因此，当某些国家/地区食物不足发生率水平已经非常低时，就无法监测这些国家/地区在减少饥饿人口方面的进展。第三，由于存在长期粮食安全问题的脆弱国家家庭住户调查数据质量较差，且食物不足发生率相关估算又存在较强的主观推断，因此，数据质量问题一直存在且难以克服。基于能反映食物获取限制条件和行为发生率的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调查数据，有助于补充食物不足发生率估算方法的不足。
通过整理了近年来FAO《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与《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所估计的，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人口数量与国家数量，以及全球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的人口数量发现，一方面，虽然发生严重粮食不安全情况的国家数量不断上涨，从2016年的48国升至2019年的55国，但全球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阶段的人口数呈波动变化趋势，从2016年的1.08亿人升至2017年的1.24亿人，在小幅回落至1.13亿人后，2019年又再次升至1.35亿人。另一方面，处于相对食物不足状态的全球人口数自2005年以来连续十年下降，由2005年的9.47亿人口降至2015年的7.85亿人口，食物不足发生率也由2005年的14.5%降至2015年的10.6%。2015年以后，受全球冲突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全球恶劣气候事件频发，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小幅回升，2018年为8.21亿人口。根据上文所述，FAO估计的食物不足人口规模取决于食物不足人口发生率及全球人口总规模两者相乘，因此在2017年和2018年全球食物不足人口发生率稳定在10.8%水平不变的情况下，2018年全球食物不足人口规模从2017年的8.11亿人上上升至8.21亿人，主要是由全球总人口数量上升所致。
虽然，FAO最新两份报告反映的，处于各程度粮食不安全的人口规模较大，叠加始于2018年5月非洲蝗灾，以及Covid-19疫情影响下少数产粮国出台限制国内部分农产品出口措施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然而，部分国家/地区或因为以上影响爆发粮食供给危机，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粮食安全”的全球风险。
理由如下：
第一，食物不安全人口估算问题。虽然绝对规模较大，但从变化趋势看，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十年下降，从2005年的14.5%下降至2015年的10.6%。2018年虽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但依然维持在10.8%的相对历史低位。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全球粮食不安全人口数量依赖食物不足发生率指标的统计估计。具体而言，即对一般个体习惯性膳食能量摄入水平的概率分布进行建模，其依赖膳食能量消费量（DEC）、变异系数（CV）和偏斜度（Skew）等系数估计。如果负责收集食物消费信息的代表性国家家庭调查（例如，“生活水平测量调查”或“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能提供关于食物消费量的可靠信息，则可直接估计出膳食能量消费量、变异系数和偏斜度。然而，每年开展此类调查的国家很少，因此FAO技术小组在无法获取合适调查数据的年份时，多采用三项数据的统计推定。如此得出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以及食物不安全人口规模数据质量较差。
第二，蝗虫危害自农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有近100多个国家或地区，约八分之一的人口，经常受蝗灾袭扰。气候变化在加剧蝗虫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FA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联合研究，影响蝗虫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条件是气温和降水——蝗虫卵孵化所需日数随土壤温度升高而减少，同时幼虫发育为成虫所需日数随日平均气温升高而减少。此轮蝗灾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同样与天气相关。世界气象组织（WMO）报告指出，2015-2019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2019年是史上第二热的年份。随着温度的升高，在土壤中孵化的蝗虫卵的平均孵化周期以及若虫的生长周期都会变短，种群繁殖速度加快。2015年底和2016年初在非洲西北部和也门爆发的沙漠蝗虫疫情正是如此。2016年的沙漠蝗虫使得受蝗灾影响较为严重的也门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人口较上年同期增了20%至1400万人。起始于2018年5月，阿拉伯半岛的飓风带来大雨，为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2019年春季，伊朗西南部洪水又令沙漠蝗虫发生二代、三代繁殖，蝗虫数量快速增加。2019年10月以来，沙漠蝗虫在北非地区泛滥成灾并迅速蔓延，多国宣布进入应对紧急状态。2020年3月下旬大范围降雨使新的蝗虫种群大部分留在原地，成熟并产卵。在5月期间，卵将孵化成料斗带，在6月和7月下旬，幼虫长成成虫与粮食收获时间重合，将对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也门、肯尼亚、乌干达、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伊朗等本已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目前蝗灾严重的地区为非洲之角、红海两岸以及印巴边境。其中，印巴地区是米、棉、糖农产品的主产区，而非洲之角、红海两岸一直都是粮食供给紧缺的地区，且上述地区对于蝗虫的防治措施落后，防治能力较差，若无法控制住蝗虫的繁殖，继续扩散至更大区域，不排除全球特定农产品价格上涨及局部地区粮食危机的可能。
第三，部分国家因疫情采取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具有短期性。3月下旬以来，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许多粮食出口大国及部分地区农业大国相继出台了旨在防范疫情恶化情况下保护本国主要粮价稳定的短期出口限制措施。例如，越南暂停签订新的大米出口合同，并对大米实行40万吨出口配额限制；俄罗斯对非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实行为期三个月700万吨谷物出口配额；哈萨克斯坦禁止荞麦、土豆、洋葱、葵花籽、白糖和葵花籽油等出口，并对部分蔬菜与小麦出口实行配额管理；泰国禁止家禽蛋类短期出口；约旦暂停马铃薯、洋葱、西红柿等蔬菜出口；埃及暂停各种豆类产品出口；乌克兰禁止荞麦出口；苏丹禁止高粱出口等。同时，疫情期间，除部分国家为保护本国粮价稳定而主动采取禁止出口与配额等措施影响全球粮食供给外，其他疫情防控措施也不同程度地对全球粮食出口产生间接冲击。例如，印度在3月24日宣布采取“封城锁国”措施，使得部分大米出口因封城造成运输困难及原产地证明暂停办理而受到影响，客观造成印度粮食出口下降并影响全球粮食供应。然而，除俄罗斯小麦与越南大米外，其余实施过特定粮食出口限制措施的国家，其限制出口粮食的全球占比并不显著。由于，俄罗斯小麦主要出口国也门、埃及、苏丹，以及印度大米主要出口国伊朗均为等受此次蝗灾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同时这些国家也是食物不足发生率较高且粮食不安全人口较多的脆弱国家。因此，蝗灾叠加疫情导致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将对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冲击。然而，4月中旬，随着疫情出现缓和及粮价上涨，部分国家，如越南已在实施三周后取消了大米出口禁令，罗马尼亚也在实施一周后取消了对非欧盟目的地小麦和其他食品的出口限制。可见，粮食出口限制措施是疫情冲击下部分国家为稳定国内物价水平所采取的临时措施，随着疫情缓解，全球粮食出口规模预期也将在短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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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疫情导致的封锁措施确实增加了全球粮食贸易与流通的困难，部分国家担心疫情持续采取的粮食禁运措施也使得粮食出口规模有所下降，加之气候变化影响下的蝗灾威胁不可小觑，现阶段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的人口规模依然较大。然而，首先，全球层面，粮食产能与供给能力并未因疫情受到显著冲击，因封锁禁运导致供给下降抬升粮价，预期会在疫情缓和后粮食生产能力的短期恢复得到缓解。其次，蝗灾威胁古已有之，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灭蝗技术的发展，加上国际治蝗合作平台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蝗灾对全球粮食安全威胁日渐式微。最后，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的人口规模取决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统计估算，多少带有点主观判断。
综上，在充分认识粮食供应潜在风险，并为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好准备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是否会出现全球粮食危机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