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主讲的《国际贸易争端》继10月12日在得到APP清华五道口专区上线后，截止目前已有万余人购买参与学习课程。这也是清华五道口在得到APP专区的第四门视频课程。
我们应该怎么建立世界新秩序呢？
在百年不遇的世界历史转折时刻，党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经济格局已经经历了两次战略调整，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调整；第二次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拥抱“全球化”战略调整；“双循环”是第三次战略调整。
建国以来，我国的对外关系已经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苏联，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双循环”是第三次转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尤其是1953年抗美援朝之后，我们解决了“不挨打”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解决了“不挨饿”的问题；从“双循环”新格局开始，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要解决“不挨骂”的问题。
“双循环”新格局是我们从小国开放到大国开放的战略调整；是我们在人类知识体系中从全面学习西方，到以自主创新为主、创新与学习相互促进的转折；是从被世界秩序欺压到被世界秩序领导，到主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跃进。那么世界新秩序又是什么样子呢？
世界现在处于失序状态。不少美欧的先生们告诉我们，中美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导致了目前的世界失序。美欧先生们的这些议论有点奇怪，因为中国政府多次说过，我们无意争夺世界领导权！而且，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正在到处退群，在美国优先的路上狂奔。世界领导权，听起来好听，有名无实，而且一堆负担，美国都不堪重负，我们为什么要去争那个负担？但是欧美先生们的议论是有一些理论来源的，比如说，“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源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1929年经济大危机原因的探讨。金德尔伯格认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世界经济体系保险者的作用，而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该角色。金德尔伯格明确表示“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尽管对于“霸权稳定论”的学术探讨近年来已经式微，但霸权稳定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一直影响着各界人士对未来国际治理体系的讨论。当前全球秩序领域中关于中国是否将成为“世界领导者”的争论正是“霸权稳定论”的延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欧学者认为中国正借此时机谋求世界领导地位。2020年3月18日，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杜如松（Rush Doshi）发表在《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上的文章认为中国正填补美国的空缺，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应对疫情的领导者，疫情为中国的“全球治理”提供了行动机遇。
美欧先生们的“中美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议论是有害的，因为这种议论接下来的推论误导、甚至绑架了世界舆论：这个推论认为，美国是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领导者”，带领西方大国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总的来说运转不错，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现在中国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了，但是，中国的文化、体制都和西方非常不同，中国这个新的、潜在的“世界领导者”能成为一个比美国更好的“世界领导者”吗？这能不引起西方国家的焦虑吗？于是，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先生带着他的部长们，在美国各地、世界各地发难了，恐吓世界人民了，要求美国和盟国团结起来对抗中国这个另类了，要“自由世界”的人民来抵抗中国对“世界领导权”的挑战了，要抵制中国对世界的“独裁”了，要西方国家站队了，“要么是美国的盟国，要么是美国的敌人”。
彭佩奥先生和他的部长们别有用心的推论需要批判，这需要我们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世界失序之源？第二，中国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第三，我们要怎么做？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世界经济秩序是对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的规则制定、监管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实行的日常管理。用我们熟悉的名词，就是世界的上层建筑。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主导；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多边治理体系，由于美国的阻挠，现在陷于混乱；而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对全球跨国公司进行监管与制裁。简单来说，世界的上层建筑由美国主导！
那么世界的经济基础又是什么结构呢？世界经济基础的结构，可以由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结构来代表。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已经呈现出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价值链、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的结构。这种三足鼎立的经济基础结构与美国主导的世界上层建筑不匹配的矛盾就是世界失序之源。当然，换一种说法，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支撑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导。
那么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足鼎立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呈现出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治理体系可以分为全球性治理和区域性治理两个层次。在全球层面上，维持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变，但是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机构。即减少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所管理的项目，将真正具有全球性质的治理项目保留，由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管理，而将大部分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治理项目“下放”给区域治理机构管理。在区域层面上，与“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经济格局相适应，由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治理机构分别管理区域性的治理项目。北美的治理机构可以基于现有的美墨加自贸区的协商管理机构，欧洲的治理机构由欧盟来承担，而亚洲的治理机构则由新建立的亚洲共同体来承担。除去北美、欧洲、亚洲（东亚、东南亚）以外，其他地区也成立相应的区域性治理机构。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一方面既保留了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保持了现有框架的连续性，又使得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区域性的治理体系可以更好地照顾地区间的差别，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地区的国家。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是一个相对理想，而且现实的目标。
美欧的先生们可能要说了，你们这个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过渡，一旦中国经济超越了美国经济，中国还是要走向全球霸权。美欧的先生们过虑了。即使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40年，达到美国经济体量的两倍，中国经济总量也不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0%，然后中国还将面临人口规模下降的沉重压力。中国经济总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经济在1950年那样的超过全球经济50%的地位，中国也不可能像像二战之后的美国一样，建立一个单一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
三足鼎立的全球双层治理体系取决于亚洲经济秩序的建立。那么亚洲地区，首先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秩序应该如何建立呢？下面这张表分别给出了中国在东亚/东南亚（10+3），德国在欧盟，美国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进出口，中间品市场，最终品市场所占比例。2017年中国GDP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份额已经超过50%。也就是说，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轮轴-辐条”结构。中国是这个地区的“轮轴”，而其他国家是这个地区的“辐条”。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像美国曾经达到的那样，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大国。但是，从亚洲区域来看，中国现在已经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上的主导国家。按照“秩序是公共品，应该也只能由主导大国来提供”的理论，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秩序，如果中国不主导，将难以建立；如果中国下决心主导，即使区外国家，比如说美国反对，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秩序也可以建立。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在加速，亚洲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依赖度在加强。东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反而逆势上扬。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去中国化”的政策在迅速推进。需要看到，“去中国化”是美国正在实行的、试图解决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矛盾的战略措施。其要点，就是孤立中国经济、将中国经济边缘化，而美国在一个“去中国化”的世界经济里重返主导地位。为了应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我们必须迅速、主动行动，建立亚洲、首先是东亚/东南亚的经济秩序。因为美国或许可以“去中国化”，但是无论如何做不到“去亚洲化”！
类似于欧盟的建立路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亚洲秩序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短期从共同防疫开始，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中期实现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并逐渐实现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长期类似于欧盟，建立亚洲的治理体系。建立亚洲秩序的措施可以概括为：以市场换秩序，中国单方面向亚洲共同体成员国开放中国市场，并逐渐建立一个亚洲的共同商品与要素市场。中国主导亚洲共同体的建立，成员国的吸纳可以从易到难，以滚雪球的方式推进。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等进入、依赖中国市场意愿强烈的国家可以首先考虑，然后再考虑像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样的国家，然后是韩国，再然后是日本。意愿不强烈，谈判成本高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可以暂时搁置。
亚洲秩序是亚洲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有一个造福于所有亚洲国家、人民的亚洲秩序，只有一个好的秩序才能建立，才能长久。TPP, 以及后来的CPTPP, 虽然由美日推动，但其规则，被大部分东亚/东南亚国家所接受。我们可以CPTPP规则为出发点，建立亚洲共同体的规则。
我们应该怎么建立世界新秩序呢？总结起来一句话：做一个好的亚洲领导！
*原文刊登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1月总第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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