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助理教授焦阳出席由CIFER兼职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马捷主持的贸易与社会结构分论坛九，分享其与合作者（见下图）题为《全球化冲击与治理改革：来自越南的证据》(Globalization Shocks and Governance Reforms: Evidence from Vietnam）的文章。
焦阳，现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研究兴趣为国际宏观和贸易，尤其是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影响。
焦阳
公共治理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文献表明，全球化冲击对制度没有影响。文章研究问题为全球化冲击能否通过影响本土制度改革从而影响经济？
Buchanan and Tullock（1962）率先提出，公共机构的设计特征可以被理解为社会考虑各种权衡取舍并共同解决最大化问题的结果。文章将该想法应用到公共治理质量领域：提出在开放经济下内生化制度质量的新模型；应用越南关于腐败和政府治理调查的分省数据作为检验全球化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影响的证据；外部有效性探讨中国进口自由化对其它国家的冲击。
经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治理制度不善。文章研究全球化冲击如何可能引发国内治理改革，探讨了2010-2017年越南各地区的外生的国外需求冲击，从企业和家庭调查的组合推断对当地公共机构的影响。文章发现，本地公务员的薪酬和制度质量都对外来冲击做出了积极反应。此外，国外需求冲击对生产和贸易更依赖合同执行的产品影响更大。最后，文章从响应中国单边贸易改革的跨国证据中发现了类似模式。
从2000年到2018年，越南出口以惊人的每年18%的速度增长。文章采用VPCI（越南省级竞争力指数）企业调查2010-2018：包含公司在某省某年“同意”或“非常同意”陈述的比例；相信省法院系统将在与商业活动有关的纠纷中保护合同和财产权；公司经常需要支付额外的非正式费用（腐败问题）。文章定义地方制度质量的综合衡量指标=合同执行+(1−贿赂发生率)。公务员工资数据采用越南2010-2018年家庭生活水平调查（VHLSS）：越南统计局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记录个人生活、职业、收入。
考虑一个经济地理单位（国家或地区）的两个行业：自由贸易的同质化产品和异质化产品。每人能无弹性地供给c单位的有效劳动力。代表性消费者具有拟线性效用。文章从消费者需求、不良治理作为交易成本的来源、制度质量选择、产品异质性与制度改革、各行业在国家层面受到的外部冲击进行模型构建。其中，在制度质量上，文章考虑体制改革需要消耗实际资源的成本，例如公务员的高薪以减少腐败，投资昂贵的电子清关和税收系统以帮助发现腐败等。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国外正向的需求冲击提高合同执行，降低腐败。
文章将产品划分为依赖于制度的合同密集型产品和非合同密集型产品进行拓展分析。在合同密集型行业中，积极的外国需求冲击会促进制度改革，而在合同密集型较低的行业中，类似的冲击则不会促进制度改革。
文章对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展开分析，有利的外国需求冲击不仅会导致一个地区的平均收入增加，而且会导致公共部门的工资相对于当地其它部门的工资增加。
文章采用中国加入WTO的冲击、政治风险指数（ICRG）为外部有效性提供跨国证据。
不良的公共治理，如腐败或法院缺乏公正性，是发展中国家低生产率和低投资的主要原因。文章理论预测，当一个社会面临更好的交易机会时，其改善制度的动机往往会更强，尤其是在那些生产和交易成功取决于可靠的合同执行的部门。
文章运用外国需求冲击后越南区域体制改革的证据，提出应对全球化的治理改革新理论，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共部门工资溢价响应和产品异质性的作用，中国加入WTO对中小国家的冲击提供外部有效性证据。文章提出通过治理改革的间接渠道，全球化可以改善福利。一国的贸易改革改善了其它国家的对外贸易机会。人们可能会猜测，这种正外部性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投资和增长发生更多的积极变化。这种效应在国际贸易或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中没有体现出来。量化这种联系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方向。
李兵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李兵
首先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回顾总结，认为外国需求冲击引致国内治理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文章整体研究完善，对公务员工资溢价的构造新颖巧妙。其次，李老师指出文章的内生性问题：地方政府的预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建议将FDI加入经验模型。另外，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2009年作为基年的偏误，李老师建议采用其它年份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李老师建议引入越南企业层面的数据。
审稿：马捷
撰稿：张筠
公众号版本：点击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