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CTRG）年会在香港岭南大学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由香港岭南大学经济学系承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CIFER) 协办，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创新团队支持。
CTRG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主持分论坛一。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李海石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作论文汇报。CTRG副主席，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王子与CTRG副主席，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终身教职）李瑶为文章作点评。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李海石首先分享文章“To Comply or not to Comply: Understanding Neutral Country Supply Chain Responses to Russian Sanctions”。
李海石，香港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香港大学深圳中心研究项目负责人，CESifo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国际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等期刊。他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策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李海石表示，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了中立国家供应链如何适应地缘政治分裂，特别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通过利用印度、墨西哥、越南、巴基斯坦企业双边产品层面供应链数据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数据，文章重点介绍俄罗斯制裁影响中立国家供应链的两种机制：（1）对产品出口的域外制裁和（2）金融制裁。
他指出，跨国公司将出口制裁从总部所在国扩展到东道国。文章发现，位于中立国且总部设在制裁国的跨国公司，大幅减少了对俄罗斯的受制裁产品出口；中立国的国内公司增加了这些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它们为对俄罗斯的受制裁产品出口增长贡献了146%。如果中立国国内企业遵守制裁措施，那么俄罗斯对制裁产品的进口量将减少76%。此外，在此背景下，中立国的供应链将发生重大重组（即贸易转移），中立国国内企业增加了从制裁国进口和对俄罗斯出口相同制裁产品的数量（占其出口增长的69%）。
CTRG副主席，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王子对此进行点评。王子表示，这是一篇非常有趣和及时的论文，讨论了当今贸易和地理政治中最重要的政策问题之一。公司的合规性随着分割跨国公司地位和对这些分割国家的出口依赖而增加。文章的结论很直观，也很有趣。以下是一些评论和讨论:
首先，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机制可以借助理论模型来说明。Fajgebaum et al（2020）中的理论模型会对本文的理论机制有所帮助。该模型可以解释文中估计的系数，或许它可以被解释为对部分参数的深度弹性。同时，该模型可用于量化贸易转移的整体效应，以及量化合规和不合规的整体影响。
其次是公司战略性规避的内生问题。关于总部位置的选择文章可能需要考虑跨国公司的异质性，例如跨国公司的年龄、经验。是否更有经验的公司会在特殊时期有更多的改道或不合规行为。
最后是为什么金融制裁只影响从俄罗斯的进口，而不影响出口。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要，金融制裁对其影响可能更加明显。
随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分享文章“How do Multinationals Impact China’s Technology? The Role of Quid Pro Quo Policy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马啸，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宏观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等。曾在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以及《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荣获2023年世界贸易组织青年经济学家论文奖。他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啸介绍道，这篇文章主要研究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技术是否很重要。文章通过2000-2015年专利数据描述了两个事实：（1）跨国子公司及其外国投资者占样本期间中国专利申请的24%；（2）跨国企业直接转让部分技术给国内企业，并对于国内企业的创新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Eaton and Kortum (2001)的李嘉图创新和跨国知识流动模型，考虑企业家的创新以及将技术带到其他国家设立跨国企业的决策，并在其中考虑了流入国“以技术换市场”政策以及溢出效应的影响。将模型进行校准后，文章发现，如果没有跨国公司，中国的技术存量将下降27%（GDP下降14%）；如果取消“以技术换市场”政策，这将提高中国的产出但降低中国企业拥有的技术存量。
CTRG副主席，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终身教职）李瑶对此进行点评。她表示，文章的研究问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基于跨国公司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讨论技术影响或知识溢出。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知识溢出效应，量化工作很丰富，结果也很有趣。以下是一些评论和讨论：
首先，识别跨国公司非常重要。在中国，跨国公司的规定是外国股份的25%，但在文章中使用的是30%，是否可以在主要结果中使用25%，在稳健性的灵敏度测试中，将阈值更改为30%或50%。
其次，如何衡量创新活动。文章利用中国专利数据，但是需要注意目前文献对中国专利该数据存在问题的讨论。她建议，文章可以尝试通过研发RD支出方面来看创新投入提供补充证据。
再其次，专利的数据使用可以是流量或存量，目前的文章在主要结果中是使用的每年的专利申请流量，但是在文献中度量知识溢出是使用的研发存量数据，建议在本文主要结果中也使用专利存量而不是流量。文章也可能忽略了一种中国企业进行的直接的跨国专利行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来自中国企业在国外直接注册专利外国创新者，如华为、小米、中兴等。这种交叉专利行为可能越来越重要，也许可以参考在使用跨国专利方面的文献。
最后是量化部分。文章总共有10个内部参数，具有精确的标识，对应10targeted moment矩阵来求解，属于exact identificaiton。但也许可以考虑一些其他重要的moment condition矩阵来进行过度识别策略（over identification）或者提供一些non-targeted moment的识别情况。此外，是文章还可以考虑不同的FDI类型，如垂直溢出效应，而目前的文章是聚焦在横向溢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