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在2018年12月7日上午参加了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论坛，在嘉宾讨论环节中发言并回答了观众提问。
首先，周皓教授非常赞成鞠教授团队的这个报告提出的三足鼎立格局的核心观点，在经济贸易上是形成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三足鼎立的局面，亚太经济发展可能更好，但是日本和俄罗斯有领土争端，印度和中国有一些领土争议，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历史上的一些因素都存在。
所以，经济贸易虽然占世界1/ 3，但是货币金融治理体系想让它们形成一个同盟是非常难的，周教授认为觉得要区分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治理。
其次，二战以来，国际经济体系不光是贸易，包括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体系下，虽然是美国主导成立的，但是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发展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包括被二战毁灭的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取得了从中低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飞速跃进。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治理体系当中，从1978年人均收入150美元增长到现在人均收入为8000美元，也从这个体系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三，现在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要采取这种非常重大的极端性改革，还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善呢？
周皓教授理解中国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二战以来），对未来来讲，不是很完善，要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改善、增量式的改善，可以有几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验证这种渐进式的改善。
比如说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都从中获益了，但是另外一些地方，比如说中亚、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在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当中取得长足长进。
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照顾到的发展领域，也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比如说亚洲基础设施和投资银行，并不是要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说亚洲发展银行。而是在以前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发展比较好的、被忽略掉的那些地方取得进展。
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有自身代价的，比如说它为了资助全球贸易，和自身带来的贸易赤字有一定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中国的人均收入现在是8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或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所要负担的成本也许超过它能享受的好处。
所以，最近周小川谈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谈的很彻底，能够推进的时候我们适当推进，但条件不是很合适的时候，我们就不急于往前推进了。
周皓教授总结到对于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WTO、世界银行、IMF），在中国这种发展阶段，我们想要做的是渐进式的改善，而未必是根本性、颠覆性的改变。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态度，是能够实现鞠建东老师提出的三个均衡里面的好的均衡的，就是A均衡。大家都发展，但又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观众提问：我叫穆新学，联合国工发组织的项目主任。我有一个问题，CurrencyManipulation（汇率操纵）的问题。原来美国财政部它的三个标准，比如说200亿美元、2%、3%，开始一直说中国没有汇率操纵，而且美国财政部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现在特朗普说美国Currency Manipulation这个标准有可能要改，因为无论在301、337，337里面还有垄断、原产地这种因素，这根本不是337的。因此我们判断他在汇率操纵这个地方，他做别的解释。我现在想说，中国比如说外汇储备稳定汇率，一下把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水抽干，中国怎么定逆周期因子？上次丁志杰校长说他也没弄明白逆周期因子到底什么意思，有人解释成黑箱操作，那么我想请教各位专家。
周皓：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个问题不要看的太重。以前的美国政府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有标准的。但是现在财政部也没有改，特朗普自己也说过，财政部不光把中国作为关注对象，还把德国作为关注对象，说德国操纵欧元。这都是一种谈判技巧，并不是实际政策改变，基本是贸易战中的谈判技巧。
观众提问：您好，我是清华经媒班的学员，所以我觉得我也算清华的同学。我想提的问题是今年已经年底了，明年的经济发展和目前经济刺激政策预计的问题。您刚才的报告和几位嘉宾都提到，未来几年我们最大的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但是从今年以来，大家也知道实体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包括上周五的时候，国务院甚至出了一个通知，对于不裁员的企业要给一些补贴。这个现在是引起一些忧虑，就是我们现在实体经济状况是不是非常不好？如果到了明年90天之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面临更糟糕的状况？在这个环境下，政府大概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谢谢。
周皓：刚才这位同学问的问题除了经济走势，还有政策调整问题，我在后面补充一下两位专家的观点。其实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已经调整了，央行除了结构性宽松之外，还有三次全面降准，所以其实已经从结构性宽松向整体性宽松逐步转移了。
目前政府其它的政策税收讨论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基建的增速也是比较快的，财政支出的宏观调整也先于明年可能的经济减速，已经出台了。
所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整、宏观支出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向，对明年经济趋软有一些前瞻性的应对政策早就出台了，如果贸易谈判比我们最坏的结果还好，相对于我们的预期来讲，经济可能还会比坏的情况表现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