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摘要：简要介绍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及关税政策的背景。
2. 中美贸易与关税的基本事实：提供关税政策的基本事实和数据，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
3. 关税对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分析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的影响。
4. 关税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和中国企业的应对：聚焦中国企业，分析关税政策的具体影响及应对策略。
5. 关税成本承担——中美市场势力弹性差异：深入探讨关税成本的分担问题，分析中美市场势力的差异。
6. 关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关税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强调其对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7. 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评估关税政策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探讨其对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
8. 特朗普关税的司法冲突：通过具体案例展示关税政策的法律争议和司法审查，强调宪政原则与利益分配的冲突。
分报告一：中美贸易与关税的基本事实（截至2025年6月5日）
2025年，特朗普2.0时代的激进关税政策大幅升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中国首当其冲。美国在对全球商品普遍征收10%基准关税的同时，对中国商品实施了极不稳定的"对等"关税——税率从10%飙升至145%的历史高位。虽然“日内瓦临时协议”将其暂时调降至30%，但这一水平仍远超欧洲、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所承担的10%基准税率。这一政策已对中美贸易造成重创：2025年4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锐减21.0%。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各项关税豁免和协议仅有90天的有效期。随着履约摩擦加剧、非关税壁垒等新问题不断涌现，全球贸易前景依然充满变数。
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预测，这些“对等关税”将对全球和美国GDP增长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扰乱全球价值链，对汽车、电子等行业影响尤其显著。第一，在全球经济方面，IMF、WTO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对等关税，2025年全球GDP增速将较基线下降约0.5至0.6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速预计也将下降约0.9至1.1个百分点。第二，在国际贸易方面，WTO预测，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将从+3.3%急剧降至-0.2%，若对等关税全面实施，则可能进一步跌至-4.3%，IMF预测为全球贸易将缩减约4%。 美国进口额预计将大幅减少，其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升至二战后最高水平。同时，在全球产业链被扰乱的背景下，耶鲁预算实验室估计美国出口总量也将长期萎缩约17.3%。第三，在重点行业方面，由于汽车和电子产品有着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所以对等关税对其影响尤为显著，美国汽车销量预计将下降，汽车价格也可能大幅上涨。对等关税还将导致全球科技供应链高度不稳定，预计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出现下降。
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对中国企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关税叠加导致综合税率攀升，直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反复导致企业面临动态成本压力。特别是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企业（如玩具、纺织行业）在高关税下难以通过涨价完全转嫁成本，可能会被迫暂停生产。面对美国关税政策，中国企业采取了多种应对策略。短期应对策略包括积极争取关税豁免机制、规范开展第三方转口贸易、灵活调整小额包裹和电商策略、利用市场地位调整价格等。长期应对策略则包括多元化市场布局、全球产业链布局等。中国外贸结构的中长期重构正不断推进，出口布局加速向多元化延伸。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美经贸摩擦以及近年来国际地缘格局的深刻演变，让出口企业普遍意识到“单一市场依赖”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并倒逼企业加快调整外向型战略。在此背景下，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正日益成为企业拓展海外阵地、分散风险的重要方向。
米兰报告提出的“关税成本由出口国承担”理论，构成了当前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核心逻辑基础。本文通过解构中美市场势力的结构性差异，揭示了该理论的认知局限与实践悖论。分析发现，中国凭借其在制造业，尤其是电气设备、特种纺织品等领域的显著低替代弹性，形成了强大的供给端不可替代性与出口市场势力，这大幅削弱了其承担关税成本的压力。 相比之下，美国仅在制造业的少数领域保有弹性优势。这一发现表明，关税成本主要由出口国承担这一结论，在中国显著的市场势力面前并不成立。由此可见，中美竞争已超越传统关税战范畴，演变为全球价值链上市场势力的深度博弈：美国力图维持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供给端的控制力，而中国则拥有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竞争优势。 在此背景下，关税本质是需求端市场势力的运用工具，而出口限制则成为供给端市场势力的关键手段。面对新一轮关税威胁，中国需实施弹性反制战略：在需求端针对美方高依赖低弹性产品实施精准关税；在供给端构建“稀土-永磁体-电机”出口管制链，依托《出口管制法》第12条强化技术保护，以双边市场势力对冲外部压力。
分报告五：关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截至2025年中）
在国际金融层面，美国加征对等关税会通过贸易收缩、风险溢价上升和资本流动重配等路径，影响一系列关键变量。美元指数在2025年4月出现快速贬值，截至5月28日，美元汇率指数（DXY）下跌4.5%至99.57，非美元货币总体升值。在Trump 1.0时期（2018–2020年），美元指数累计上升约11%，非美货币普遍大幅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通过汇率机制对冲当时关税政策所造成的贸易条件恶化。而在本轮特朗普政府（Trump 2.0）重启关税政策背景下，情况发生显著反转。目前来看美元指数自特朗普1月20日执政以来已经下跌7.8%。主要国际货币兑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大幅升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出现明显波动。“对等关税”政策宣布初期人民币贬值而后持续升值。面对汇率波动，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市场预期，包括加强逆周期因子调节、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外汇市场操作，以及指导国有大行在离岸市场进行稳汇操作等手段。此外，货币政策方面亦保持灵活适度，政策利率维持不变，以避免进一步放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在2018年美国首次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显著贬值，当年全年贬幅约为5.5%。相关研究指出，贸易战相关的信息冲击可解释当年人民币贬值幅度中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平均关税水平提高了约6.8%，而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冲关税冲击的作用，显示出人民币汇率作为“自动稳定器”的效应。
当前，有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正经历回暖，美国回流政策的重点是中高技术制造品，针对的是威胁其高端制造品竞争力的国家。特朗普追求制造业复兴的政策逻辑是利用高关税倒逼企业在美建厂，扩大对美制造业投资，进而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本土化生产。反观美国制造业投资数据，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响应美国的政策，在拜登时期，受芯片法案影响，美国制造业公司加大了新工厂的建设力度。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受关税政策影响，上任百日，美国收到大量的投资承诺，共计超过5万亿美元的美国本土新投资，预计创造超451000个新的工作岗位。美国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从全球价值链地位、技术主导性来看，美国仍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梯队”。尽管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仍是制造业大国，但其全球市场份额远落后于中国，其中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总出口的比重也落后于中国，所以目前美国政策重点仍是促进制造业与华竞争，自华回流。
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紧急状态，对中国商品加征30%关税，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关税，并对全球实施差异化惩罚性关税。这一系列关税措施引发了广泛的法律诉讼。以V.O.S. Selections为代表的进口依赖型中小企业及俄勒冈州等12个州政府联合发起核心诉讼，指控关税缺乏法律授权、违宪且重创经济。案件由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审理，并上诉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同期，玩具公司、加州企业等也另案起诉，形成全国性司法围剿。诉讼的深层根源在于两方面的结构性冲突：一是宪政权力博弈，原告主张关税权专属国会，总统滥用IEEPA将“经济制裁权”偷换为“征税权”，构成权力越界。二是经济利益分配失衡，关税政策制造了尖锐的国内利益对立，对钢铁行业的保护和对农业的出口迫害使得美国内部利益集团产生冲突。更深层矛盾在于政策短视性，钢铁关税虽创造500个岗位的制造业短期回流效应，但钢铁行业产值下降的趋势并未缓解。基于此，该诉讼案件发生的背后反映了其对司法、贸易、政府产生的重塑影响：一是提高了加征关税的法定授权门槛。CIT发布历史性永久禁令，裁定对华30%关税“撤销并永久禁止执行”，确立IEEPA无法替代正常贸易立法程序的原则。二是司法权与行政权较量导致当前关税政策存续悬而未决。尽管政府上诉致裁决暂缓，但诉讼拉锯期间关税继续征收，长期命运则系于最高法院对总统紧急贸易权的定性。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存在潜在转向。若IEEPA路径受阻，政府可能转向232（国家安全）、301（不公平贸易）等替代工具，针对中国特定产品启动精准关税。这场诉讼本质是宪政原则与利益分配的角力，CIT的裁决不仅否定了关税合法性，更为总统贸易权扩张划出司法红线。而中小企业与州政府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起诉证明：全球化产业链时代，贸易政策的国内代价正通过司法渠道重构美国政治经济权力格局。
项目组负责人：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
项目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 摘要：
徐楚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初级研究专员
· 分报告一：
侯江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
· 分报告二：
缴洪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实习生
李元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CIFER兼职研究员
王晓燕，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分报告三：
杜映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CIFER兼职研究员
冯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CIFER助理研究员
· 分报告四：
牛晴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CIFER助理研究员
余心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CIFER兼职研究员
· 分报告五：
黄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CIFER助理研究员
· 分报告六：
李思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
· 分报告七：
牛晴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CIFER助理研究员
撒茜怡，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CIFER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