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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康等3位学者评“对外发行人民币国债”的政策构想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7日         来源:         点击次数: 次         【 打印】

本文发表于《清华金融评论》“政策与监管”栏目(2026年11月出版,总第156期)

作者:施康、岳占崴、夏广涛

2026年9月,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鞠建东教授提出“以人民币国债国际化实现中国经济三重再平衡”的政策构想:由中央政府面向境外发行10万亿人民币计价国债,同步破解外部顺差高企、国内需求不足、地方债压力三大难题,提供“一石三鸟”的宏观调控新思路。本文尝试从经济机制、方案设计、政策价值、综合评估等几个方面对该政策构想展开解读。

三重不平衡:问题症结与出路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三重不平衡问题相互缠绕、彼此强化,构成宏观运行的核心约束。

第一重是外部不平衡。在全球分工格局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货物贸易顺差持续走高,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出口韧性较强,但国内消费吸纳供给的能力有限,大量产出必须依赖海外市场消化。这种不平衡是李嘉图式全球产业分工的客观结果——中国专注制造业生产出口,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输出美元安全资产、吸收全球资本,由此形成中美经常账户的镜像式顺差与逆差格局。

第二重是国内供需不平衡。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仅56.9%,显著低于美国(85.3%)、法国(78.5%)等主要经济体的水平。社会保障短板是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2024年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仅249元,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距较大,养老保障不足压制了家庭消费意愿,叠加房地产调整、土地收入下行,制造业产能与国内有效需求之间出现缺口,倒逼更多产品转向出口市场寻找出路。

第三重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空间不平衡。分税制后形成“收入上移、支出下沉”格局:2024年中央政府债务仅占GDP的25.6%,仍有可观财政空间;纳入地方隐性债务后,广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88.3%,风险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债务。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房地产下行后土地收入大幅下滑,存量地方债还本付息压力挤压民生支出与项目投资,基层财政承压。2025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的85%,本级收入仅占57%,缺口依靠中央每年超10万亿元转移支付来弥合,地方财政的发力空间非常有限。

面对经济运行的三重结构性矛盾,宏观层面已经形成共识:加大财政扩张力度,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对冲内需不足和地方财政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扩张的资金从哪里来:对内举债还是对外举债?这正是理解鞠教授政策构想的逻辑起点。

对内举债与对外举债:截然不同的经济机制与宏观效应

对内举债与对外举债在经济机制和宏观效果上存在本质区别。传统财政扩张多面向国内市场发行国债。对内发债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存量资金的重新配置:银行增持国债可能压缩对企业和居民的信贷,保险、基金增持国债也会减少股权、固收等其他资产配置;在储蓄总量固定、实体融资需求旺盛时,这可能推高利率,挤出私人投资。虽然在经济本身处于内需偏弱、实体信贷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挤出效应会被部分弱化,但不会完全消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外举债,也就是面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国债。境外机构购买人民币国债,意味着境外资本流入中国,带来的是增量资金,而不是国内存量资金的搬家。对外举债不需要国内金融机构收缩贷款、减持其他资产来腾挪资金。政府获得增量财政资金之后,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置换地方债务、扩大有效投资,直接增加国内总需求,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国内部门之间的资金挤出。此外,对外举债还有助于拓宽投资者基础,分散国内金融体系国债吸收压力,改善对外负债币种结构,推动人民币资产进入全球储备配置。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认知误区:对外发行10万亿元人民币国债,并非简单引入1.4万亿美元外汇资金。该债券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兑付,不会直接带来外币负债风险。

在国际收支框架下,近几年我国处于“经常账户顺差、资本金融账户逆差”格局:货物贸易顺差大部分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居民和机构海外证券投资等渠道转化为海外资产。对外举债可通过两条传导渠道重塑上述格局:金融渠道方面,境外增持人民币国债,将改变中国对外负债的规模与结构,推动对外资产负债表再平衡;实体渠道方面,若发债资金有效投入国内民生与投资领域,能够提振国内总需求、扩大进口,进而温和收窄贸易顺差,促进经常账户再平衡。此外,该再平衡路径无须中国主动减持美债等对外资产,可规避大规模减持引发的全球市场扰动。

对外举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额外价值

对外发行人民币国债是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拼图。传统美元主导体系运转的核心,在于美国国债提供体量巨大、流动性充足的安全资产。当前全球安全资产供求缺口持续扩大,未来五年仅全球回购市场就将新增5万亿至7万亿美元的安全资产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单靠美债满足全球安全资产需求的空间趋于收窄。此外,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特权”正在弱化,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估值效应由盈利转为亏损:1997—2007年,其估值收益占GDP比重约为23%;而2010—2020年,其估值损失占GDP比重约为-32%。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向全球供给高信用人民币国债,能够为国际市场提供美元之外的可靠资产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离岸人民币国债并非新创设工具:财政部已连续多年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2026年计划分六期发行840亿元,较2025年的680亿元继续扩容。鞠教授所提政策构想的创新之处在于扩大境外持有人民币主权债的规模与功能。过去离岸市场以点心债、熊猫债为代表,更多是境外机构到中国来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就是“外国人向中国借钱”;而对外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中国向全世界发行人民币安全资产”。一个成熟的人民币生态圈,应当同时包含两种模式,既允许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发行熊猫债,也主动在离岸市场供给人民币国债,二者互为补充形成双向投融资良性循环。当人民币国债成为境外央行储备资产、回购市场合格抵押品和资管机构流动性工具时,就会倒逼离岸市场收益率曲线、回购和衍生品市场不断完善,助力人民币从结算货币迈向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着多极化、平等化方向发展。

对外举债的资金分配方案

在鞠教授提出的政策构想中,对外举债融入的10万亿元资金将按照如下方案进行分配:2万亿元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将月人均养老金提升至1000元以上,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拉动居民消费;4万亿元用于支持地方财政,缓释地方偿债压力,释放地方财政空间用于基建和公共服务;剩余4万亿元投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巩固产业优势。

其中,4万亿元支持地方,应理解为中央财政空间的有序释放:由中央作为信用等级最高的主体统一对外发债,再依照相关法律和法规,以规则化转移支付向地方注入资金。在地方新债发行空间有限时,由中央替代地方成为增量融资主体,既能帮助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减轻利息负担,又有助于恢复地方的投资能力和经济活力。形式上,转移支付可设计为期限较长的中央财政借款,待地方经济恢复后,通过税收增量分成、逐年定额偿还等方式,使中央财政获得稳定现金流,维护中央信用评级和对外偿债能力。

这套资金分配方案对应三重再平衡目标:外部账户上,政府支出扩大拉动内需,增加进口,温和收窄贸易顺差,优化对外资产负债表;国内供需上,养老金拉动消费,地方恢复投资,中央支持战略产业,三管齐下扩大总需求;央地财政上,把中央主权信用转化为地方纾困资源。

综合评估:优势、约束与实施路径

综合来看,对外渐进发行人民币国债方案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项政策,而是一套针对复杂问题的协同解决方案。传统实现外部再平衡的路径,要么推动本币大幅升值,直接冲击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要么压缩出口、主动减少产能,带来国内就业和产出损失,调整成本很高。但这套方案不需要主动削弱制造业竞争力,而是依靠中央政府的主权信用,通过提振居民消费、释放地方财政空间来刺激内需扩张,进而推动进口增长和外部再平衡,兼顾国内民生、央地财政、对外经贸关系等多重目标,是一项近似帕累托改进的政策构想,实施阻力相对更小。

然而,我们也必须客观看待这一政策构想所面临的潜在现实约束。一是境外安全资产需求与融资成本约束。当前在港人民币国债年度发行计划仅840亿元,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26年8月末,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持有的国债总量约为2.03万亿元;10万亿元的国债规模相对现有供求体量均是显著跃升,其实现高度依赖境外需求曲线、收益率、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和流动性;若需求不足,境外融资将面临更高的利息成本。二是财政支出可持续性与央地财政关系约束。养老金属于经常性支出,发债收入是一次性融资,二者存在期限错配,需要财政收入调整和央地支出责任划分等制度化安排接续;中央借款与规则化转移支付实质是央地财政关系重构,其期限、偿还、用途和监督须有明确法律规则,以硬化预算约束,防范道德风险。三是资金配置结构与再平衡目标一致性约束。投向人工智能、新能源的4万亿元中央投资短期扩大需求、中长期形成新产能,新产能的消化若主要依赖海外市场则可能扩大顺差,因此资金配置次序与结构应按照再平衡目标向内需倾斜。四是汇率弹性、资本流动与金融开放配套约束。大规模资本流入要求汇率更有弹性,同时对资本账户开放、宏观审慎政策、离岸市场基础设施和风险防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考虑到上述约束,这一政策构想能否实现帕累托改进,最终取决于融资成本、资金使用效率和长期偿债安排,其具体实施路径应坚持渐进、条件触发、配套改革的协同。节奏上,10万亿元作为中长期上限,可按约5∶3∶2分三年滚动发行,发行量与顺差走势、境外认购情况、利率和汇率风险溢价动态挂钩,并设暂停触发条件。顺序上,可遵循“先化债防风险、后社保促循环、中央投资与对外投资相机推进”的原则,先行化解高息地方债务、阻断风险传导,再向社保民生倾斜释放消费,中央战略投资与企业对外投资同步推进。配套上,加快完善离岸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回购与国债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推动资本账户制度型开放与养老金、央地财税等制度改革相衔接。坚持底线思维,同时守住三条红线,以贸易顺差为参考设置发行规模上限,严格管控并动态优化资金用途,建立跟踪汇率、利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机制。

结语

中国经济的三重不平衡问题相互交织,单一政策难以同时化解。鞠教授提出的人民币国债国际化构想,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不把外部再平衡的代价压在出口制造业身上,不依靠国内存量资金腾挪,而是通过向全球供给人民币主权安全资产、引入增量财政资源,同步推进外部再平衡、内需提振和地方财政纾困,建设完整的离岸人民币资产生态圈。不可否认,从学术构想走向政策落地,国债发行节奏、离岸市场建设、跨境资金管理、风险触发和财税改革配套仍需反复推演,但这套政策构想最重要的启发是:中国经济再平衡不一定只能走“削弱产业竞争力、减少出口、压缩顺差”的老路,我们完全可以借助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打通内外循环,用高质量资本账户开放化解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难题,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开辟新空间。

(施康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宏观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岳占崴(Vivian Zhanwei Yue)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埃默里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夏广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责任编辑/孙爽)

文章原刊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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