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清华金融评论》“政策与监管”栏目(2026年11月出版,总第156期)
作者:鞠建东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类结构性矛盾。一是制造业外部结构性矛盾——制造业顺差规模较大,并且仍在继续扩大。按照“李嘉图式”分工逻辑,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市场分工使中美集中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生产和出口制造品,由此形成制造业顺差。美国作为金融业中心吸收国际资本,资本相应流入美国,其账面表现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是市场分工自然形成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的补贴、汇率或其他政策扭曲。
二是中国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国内需求不足,不能充分吸收制造业供给。中国正在从工业化社会向福利社会转型,但低收入家庭的养老和基本服务保障尚未充分建立,居民消费仍然不足。房地产下行进一步压低国内需求,更多制造业产品需要通过出口寻找市场。2025年,中国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6.9%,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低。
三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性矛盾——中央仍有财政空间,地方财政和债务约束更加突出。地方财政长期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债务融资,地方政府更多依靠债务展期和借新还旧维持运行。与此同时,2024年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6%,明显低于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央政府仍保有可观的举债空间。
据此,作者提出以人民币国债国际化推动中国经济三重再平衡的观点,能兼顾中外、城乡、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是近似帕累托改进的政策举措。具体方法是对外发行10万亿人民币国债,用于三方面支出:2万亿元用来提高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至1000元;4万亿元用来置换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即用国债收入购买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用债务收入增加地方政府投资;4万亿元用来新增中央政府投资。
这样能实现三个再平衡。
一是实现中国国际资产/负债的再平衡。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使中国净资产增加1.2万亿美元。为了实现资产/负债的再平衡,一种方法是中国降低1.2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即抛售1.2万亿美元对外资产(主要是美债),但是这种方法会冲击全球美债市场;另一种方法是中国不抛售持有的外(美)债,而是发行10万亿人民币计价国债,使得中国对外债务增加10万亿人民币,从而实现中国国际资产/负债的再平衡。
二是实现宏观经济供需结构的再平衡。从发债用途来看,2万亿元用来提高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有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4万亿元用来增加地方政府投资,可以增加地方投资需求;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可以投资到AI、新能源等战略产业,能增加中央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三个方面的新增需求将大幅提高国内总需求,实现宏观经济供需结构的再平衡。
三是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再平衡。用4万亿元国债置换地方债,用良好的中央财政空间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支持地方财政支出,能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再平衡。
(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演讲及其研究文章整理,观点以其本人公开发言为准。责任编辑/孙爽)
文章原刊版面
以下为本文在《清华金融评论》总第156期“政策与监管”栏目中的原刊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