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鞠建东接受采访
近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于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接受搜狐智库采访。鞠建东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提振需求。他认为，我国需要有效的“货币产业政策”将货币精准投放到知识化阶段的主导产业，采取“反国际技术垄断”+“县里办大学”两项结构转型政策，实现可持续的高速、高质量增长。
鞠建东认为，在经过1978—2018年4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以2018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化时代，下一个时代是人力资本推动的时代，是知识化的时代。“现在经济下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结构转型卡壳了，卡的第一个就是产业升级。”
鞠建东介绍，二战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8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已达到500亿美元，占据了当年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由此触发美日贸易争端。美国在半导体行业对日本政府、日本企业两手打压。“美国对日本高科技产业的遏制，使得日本的产业升级在1990年之后就卡壳了，日本GDP年增长率从1988年的6.79%开始逐年下降，4年之内掉到几乎零增长，信息产业、医疗这两个重要产业几乎全军覆灭。”
鞠建东介绍，如今美国几乎采取了与遏制日本高科技产业同样的手法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进步。这种遏制不是简单的技术封锁，而是通过政策环境引导中美企业国际分工，美国企业分工到先进技术，而中国企业分工到相对落后技术，从而保持美国技术领先中国一到两代，保持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地位。
鞠建东认为，不打破国际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无法实现。对于国际技术垄断的方法举措，本质上需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这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培育、发展。中国可以探讨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的“反国际技术垄断政策”，作为解决思路。即国外经济体、企业，不能占有超过中国核心技术市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通过 “反国际技术垄断”政策，可避免中国掉入因产业升级卡壳而增长停滞的“陷阱”。
将“货币产业政策”精准投入到知识化阶段的主导产业必然需要人才的支撑，鞠建东向搜狐智库表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力资本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2020年，美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4年，中国只有9.91年。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我国是30.56%，美国是88.4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我国是15.47%，美国是61.60%。
因此，鞠建东认为，中国高校密度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且高等教育结构失衡，大学几乎全部集中在大城市。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大学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了，县域经济对于大学以上人力资本有巨大需求，但人才几乎全由县域以外的大城市培养。“读大学为什么不能在县里面读呢？我认为‘县里办大学’的浪潮必然会到来。”
内容来源：搜狐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