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FER新闻 | 鞠建东：大国竞争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鞠建东

鞠建东教授发言全文如下：

谢谢霍达老师，也谢谢牛院长的邀请。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参加今天国际商务谈判的研讨会。刚才前面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发言，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我就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争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1945年GATT成立年之后的国际贸易的方向内容、规则、体系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是从量变到质变，中美贸易争端只是一个标志。所以我们从学科发展来讲，国际贸易在经济学里面可能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个学科，它的根基发生了动摇。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去进行、去继续这个学科的研究、探讨，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方向上的、内容上的改变。过去的国际贸易谈判的方向就是自由贸易。那么现在自由贸易这个方向，还是不是一个基准（benchmark）？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所谓自由竞争、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是不是最优？假设前提是全球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状况下，自由贸易是最优。那么现在呢？在一个不是完全的竞争状况下，我们知道现在的新技术，尤其是平台经济，平台经济的自然状况就是自然垄断。如果说是全球自由贸易，那就是自然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那自然垄断很自然的不是一个最优的状况，所以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还是我们，都对于这些大的平台经济，比如说Facebook，比如说Amazon等等，提出了一些治理、处置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从方向上来讲，我们的benchmark不一定还是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一定会带来全球的垄断，而全球垄断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最近各国家政府都提出来的产业安全。美国提出产业安全，欧洲提出产业安全，那么我们当然也需要去提出产业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二次大战之后所提出来的自由贸易的方向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内容上呢，从理论上来讲，从国内政治上来讲，美国的以劳动利益为基础，就涉及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根据这个classical的经典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贸易并不一定对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好,一定会带来利益冲突。美国的贸易政策，从理论上不再以社会福利为基准，这届政府是以工人利益，下一届可能又换一个利益集团。全球的发达国家，受到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比如说最近的这个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没有办法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国内市场开放的内容。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贸易谈判的方向、内容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我们需要研究、需要讨论。

第二个需要探讨的是规则。以前我们所熟悉的规则主要是commodity trade，贸易规则，在WTO禁止数量壁垒之后，主要是降税。现在关于技术竞争的规则是什么？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公共品。关于资本、劳动、尤其是技术劳动力、知识等要素流通的规则是什么？关于digital，数字贸易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没有统一的规则。这些都需要探讨。

第三个需要探讨的是治理体系。以前我们是一个在WTO的多边体系治理体系下探讨，现在WTO基本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况，那么未来的治理体系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区块性的治理体系。在区域治理体系中，在亚洲的治理体系里面，中国要不要去主导，去建立一个新的治理体系？如果说我们要去建立新的治理体系，该怎么去做？总是被动，总是被人家围剿，我们要不要建立根据地，怎么建立，要不要反围剿？这些年来我的团队一直在大声地喊这个亚洲共同体，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思路，需要有自己的体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不能老是被动挨打。在这些方向、规则、治理体系都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之下，谈判谈什么？你去跟人家谈降税，人家根本不理你，人家谈的是产业安全，而且人家告诉你的技术市场要放开，他的技术不能给你，这个谈什么？我们也需要技术安全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对于这个国际贸易领域是巨大的颠覆性的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固守以前的这个WTO多变体系下的，以布雷顿森林规则为基准的，以自由贸易为方向的框架，从比较优势出发，从自由贸易出发，我觉得完全不对了，不切合实际了。所以，成立这样的一个专委会，对于现有的、新的问题进行探讨，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也希望这个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和各位老师一起去探讨。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在全球贸易的方向、规则、体系的建立之中，中国当然要起主导的作用，那么我们到底主导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我们国际贸易领域发表的论文，有百分之几是反映现在这个颠覆性的改变的，还是固守过去的方向、规则、体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颠覆性的问题要有自己的研究，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自己没有想法，没有理论，和人家谈判，就会缺乏理论指导。好，我就是提出问题，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谢谢牛院长。

内容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