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综合国力方面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当前中国发展的脚步仍在持续，尽管美国仍然在综合实力方面大幅领先中国，其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遏制中国的意愿。奥巴马时期，尽管美国的政策中心在于恢复从金融危机泥沼中脱⾝的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仍然推出了“亚太再平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政策，尝试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遏制中国。特朗普时期，美国于2018年3月发起贸易战，中美两国在贸易、技术、人员交流、金融甚至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摩擦越来越激烈，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种恶化的趋势进⼀步加剧。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的《过渡国安战略指南》指出中国是唯⼀有能力挑战其治下全球秩序的国家，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应对中国挑战列为其任内的⼋大优先事项之⼀，这些都宣告着美国无论谁执政在任，都已经将与中国的竞争推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必将运用其多个方面的优势去尝试减缓中国的追赶趋势，中国也⼀定会在多个方面遭遇追赶的瓶颈。因此，对美国与中国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是判明两国竞争中的各自优劣势，并制定竞争策略的必要前提。当前的中美总体比较以对两国各领域数据的陈列式对比为主。本文尝试建立⼀个更具⼀般性的大国竞争框架，并用这个框架来解释本次中美的竞争。
两国比较六领域
两个国家的异同千丝万缕，但总结全球追赶大国和领先大国的历史可见，大国的竞争主要在六个领域展开，即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制造业是追赶国⼀般最先实现突破的领域：主导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往往会转移出部分制造业⽣产能力，追赶国往往能够在此领域获得比较优势。经济总量指⼀国的各项总体经济指标的情况。科技指⼀国在科研、高技术领域方面的领先能力。金融指⼀国运用金融市场的能力，既包括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也包括本国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军事指⼀国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本国发展战略目标的能力。全球治理则包括⼀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综合包括国际组织、区域政治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也包括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
大国竞争的前提取决于两个领域的因素，即制造业和经济总量。仅当追赶大国的制造业水平逼近甚至超过主导大国时，或其经济总量达到主导大国的60%以上时，追赶大国才与主导大国进入到竞争阶段。如果这两个指标达不到前述目标，那么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还称不上大国竞争。
在进入大国竞争阶段之后，大国会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六个领域展开竞争。其中，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是四个核心的竞争领域，两个大国会在四个领域中的某⼀个展开激烈对抗甚至是决战。而经济总量和全球治理分别为内部和外部的大环境，起到辅助与加持的作用。
如果⼀个大国在经济总量、全球治理上拥有优势，能很好地帮助这个大国在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上的竞争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的竞争优势，又能帮助这个大国，取得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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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国竞争六大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历史来看，大国竞争的成败与上述六大领域的追赶情况密切相关。以二十世纪展开的四场大国竞争为例，即德意志统⼀后至⼀战前的英德竞争、南北战争后至二战前的英美竞争、二战后至苏联解体前的美苏竞争、和二战后至⼴场协议签订前的美⽇竞争，其中仅有⼀场“踢馆大赛”由追赶方获得了胜利，即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从四次大国追赶的经历来看，在进入大国竞争领域后，追赶大国只有实现四个核心领域的突破，并完成六大领域的全面赶超，才能实现对主导大国的追赶。从追赶进程来看，制造业、经济总量的追赶较为容易，军事方面的实力接近也可以实现，但在科技、金融、全球治理方面要实现赶超则较为滞后，存在较大难度。
表：历史上大国竞争在六领域的赶超情况
注：表中美德、英美、美苏的经济总量衡量基于麦迪逊世界千年经济数据库中的GDP（PPP）数据《国际关系史》：191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产中占比35%，德国占16%，英国占12%
两国关系三要素
两国相对实力并非影响两国关系的唯⼀要素，除此之外，两国的冲突也会受到两国的意识形态相似度、第三国对两国冲突的反应等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者合作水平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两国的相对实力、政治与文化认同度和第三国效应。
两国的相对实力影响着两国选择冲突水平所能获得的收益，两国会根据相对实力的情况来选择最优的冲突应对策略，相应地将使两国关系经历不同的阶段。具体来看，相对实力的对比包含两个方面：（1）相对发展速度。当本国相对于对⼿国体量下降时，往往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对外冲突策略，试图以常规发展路径之外的冲突⼿段来捍卫本国利益；而当本国相对于对⼿国体量上升时，往往会选择“韬光养晦”，对外策略上会相对缓和。
（2）绝对实力水平。当两国实力水平相差较大时，大国即使选择与小国冲突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冲突成本，因此大国往往会更倾向于选择合作，而小国此时会根据本国相对于大国的发展速度来选择对外冲突水平。当两国实力较为接近时，大国会产⽣较强的被超越的危机感和遏⽌小国发展的动机，并会根据本国相对于小国的发展速度来选择对外冲突水平。
两国的政治（文化）认同度也通过影响着两国冲突的收益水平影响着两国对冲突策略的选择。当两个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度高的时候，两国更倾向于合作，反之两国倾向于冲突。
此外，绝大多数时候，两国的双边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两国之外的第三国或第三方实力的影响，必须将其纳入考虑。
中美关系五阶段
基于三要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机制，我们对中美两国关系进行了五阶段的划分，如下表所示。
表：中美关系五阶段划分
我们将落后国的经济总量达到领先国的60%视为两国是否进入大国竞争状态的分水岭，即达到此标准后两国才进入大国竞争的状态。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美目前双边关系只经历了前三个阶段，即对抗阶段、小国-大国阶段、和大国竞争阶段I。基于大国竞争理论进行的中美双边关系划分也可以根据两国实际的外交关系紧张程度得到验证。阎学通等（2004）用给国家间的事件赋予分值的方法得出任意两国之间关系的定量测度，并据此得出大国关系处于⼀个-9到9的分数区间。我们取阎学通指数的相反数作为中美冲突程度的代理变量作图。数值越大代表两国间冲突越剧烈。阎学通指数的起伏阶段与中美关系五阶段划分基本⼀致。
图：中美关系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阎学通指数
由上图可见，1949-1972年，中美经历了朝鲜战争第⼀次战役、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美国与台湾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事件，中美关系处于对立状态，两国关系指数也⼀直处于6到9的高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两国的关系逐渐好转，所以1972年-1979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个过渡阶段。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在第⼀阶段中，中美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区域性的，聚焦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
1979-2016年，中美关系基本处于-3到3比较平和的分数段。从1979年建交之后，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这期间江泽民访美、克林顿访华，双方关系虽有波动，但总体平稳。在这⼀阶段，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飞速上升，中美两国开始区域和全球的许多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在⽀持世界经济复苏，稳健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7年，中美矛盾开始逐渐显露，进入了大国竞争阶段。2017年特朗普上台，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 2019年，美对华挑起的争端从贸易领域扩大到高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目前的中美关系阎学通指数又复归高位。这⼀阶段中，中美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开始凸显，比如华为在5G通信领域的突破挑战了美国高通公司之前在2G、3G和4G时代的垄断地位。中美双方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份额、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争夺。
未来，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不断演进，两国的双边关系还将继续变化。本文后续也将分阶段对两国在六领域的实力进行综合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