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税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圆桌讨论二嘉宾

 
近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围绕四大圆桌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圆桌讨论二“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由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主持，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与会并发表演讲。

针对积极促消费、畅通内循环，李迅雷提出：扩内需不能仅靠拉动基建投资，还要避免消费持续负增长；改善国民收入结构也不能仅靠发放消费券，还要加快税制改革步伐、推进第三次分配。李迅雷表示，在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下，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一是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征税来提高个税的比重；二是应该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增强企业家的责任感，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

 

      
以下为李迅雷发言实录：

谢谢王庆首席，也谢谢清华五道口的邀请，前面三位首席都讲得特别好，我也特别认同他们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国内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我集中讲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畅通内循环，因为去年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来推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现在受到疫情影响、乌克兰危机影响，外循环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障碍，我就这个话题和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目前来讲在畅通内循环主要还是通过基建投资，这方面力度非常大，政策也非常明确，中央财经会议也是着重讲这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非常认可。但是如果单单靠基建投资让内循环完全畅通起来还是不够的。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9.3%，尤其是基建投资出现比较强劲的回升，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基建投资能持续多久？这方面我有点担心，因为对于过去来讲基建投资民间资本参与率比较高，随着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比如说我有一个统计数据发现，城投平台投入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2011年时是3.1%，到了2020年变成了1.3%，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了，我们地方政府专项债还在增长。
      

这个时候如果你继续投资可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做，但是要充分估算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疫情冲击非常明显，消费转负，无论是必需品消费还是可选消费品都出现了明显回落，4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公布，昨天公布了金融数据，我们看到居民贷款房贷也出现了负增长，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而且负的幅度非常大。居民现在宁可把贷款还了也不太愿意借贷款，地产的销量各方面也是明显走落，这种情况下正如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我们面临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内需，主要靠投资和消费。投资目前来看，基建投资担当重任，但是消费引擎还没有启动，外资更加受制于海外的需求，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外部整体需求也会走弱，我们4月份美元计价的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是我认为的促消费意义还是非常重要，前面几位首席也讲到了消费的重要意义。促消费来讲，无非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面对现在这样一种结构性问题，它的作用有限。
对昨天的金融数据，解读也是非常多，无论是居民的信贷还是企业的信贷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回落，政府应该是愿意放松货币，但是放松效果怎么样，在目前美国加息背景之下，降息的空间也是有限，所以总体来讲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货币运作政策，同时，央行的货币投放力度也处于历史低位。
      

财政政策我觉得应该非常积极，和去年相比财政支出的增速从广义上来讲在10%左右，去年只有0.3%，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也是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财政投入上面主要是要确保主体也就是企业主体对于我们就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财政支出直接用于消费领域，我感觉投入偏少。我的建议是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前面像几位首席提到了消费券，我2020年一直建议中国可以发消费券。美国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直接发美元的形式发钱给居民家庭，这个没有消费券有针对性。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几个拐点已经出现了，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拐点，今年的总人口有可能出现历史上首次的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已经持续了10年，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拐点也出来了。
      

所以，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了，包括出口、在全球的份额去年达到16%，这也是一个峰值、拐点，接下来缓慢回落。在这种情况下靠外需很难，内需除了靠投资拉动更多靠消费拉动，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的作用会更大，因为基建投资面临找好项目越来越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一定要增加我们的消费。
      

目前中国的消费从总量来讲可以的，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消费升级这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但是我们居民家庭更多用来投资，用来买房，所以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

比起美国、法国、日本、越南、泰国、印度、波兰、巴西这些国家，我们的消费处于谷底，这几年消费率是上升的，但是总体过低，我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此消彼涨不足以拉动整个消费的高增长，今年的表现比较差的是消费，通过我们对于居民的补贴，通过政策财政加大出消费方面的投入，这方面可以改善。另外一方面是结构问题，结构是长期问题，我们居民消费率为什么低跟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关系，我们的收入结构里面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速在过去5年当中明显超过中等收入组的10个百分点以上，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能不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革？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税收比重来看，你会发现个税的占比是47%，2021年我们的数据中，个税占比只有7.3%，我们的个税占比跟美国为什么相差这么大，难以有效对中国高收入组进行有效的征税，所以改革势在必行。另外第三次分配要增加企业责任，增加企业的慈善事业，多种举措共同发力对我们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高中等收入组的收入水平，这样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