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圆桌讨论三
以“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为主题，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担任主持人，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
鞠建东
就“中美科技竞争与合作”等问题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进行了讨论和分享。
圆桌讨论三嘉宾
大国之间的竞争焦点是经济，经济竞争焦点是技术，技术竞争焦点在市场规模和创新能力。过去4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更多体现在客户中心型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相比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相对较少。为此，应对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与合作需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转移我国科技创新的焦点，增加在0-1的关键技术、高科技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从而建立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保证国家安全。第二，采取更多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国家跟中国开展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使中国创新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在促进中国优势企业走出去、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来的同时，确保中国技术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提供必要的市场需求，从而激发原创性技术进步。
以下为圆桌三：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讨论部分实录
彭文生（主持人）：一个重要的方面还是中美之间在未来科技竞争和合作或者是合作和竞争，到底怎么看？刚才薛澜院长有不同的视角，黄市长有政策方面的十几年的经验，您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您的看法？怎么看中美之间的创新方面的差距？怎么来应对？
黄奇帆：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我们中国的创新模式和美国的创新模式是有较大的差别。中国的创新模式在今后十年、二十年将面临新的挑战，总体上讲美国的大多数经济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端，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创新、移民和全球化，其中创新带来科技的进步和人群生产效率的提高。
美国的移民我在这里不是指基础的、劳动阶层的移民，而是指高端人才的开放移民。美国的高端人才的开放、扩充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方面带来了美国高端人才扩张。通过全球市场一体化把生产效率低的产业转出去同时在美国本土扩大高科技和高端服务市场的规模，通过这三个方面的闭环、循环，推动不断地提升美国的创新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的产业链形成了非常有趣的良好结果，美国把中低端产业转到中国，中国利用制造成本优势把廉价商品卖到美国去，中国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技术、产品、服务的输出市场。比如苹果公司技术含量最高的芯片、操作系统由美国自己设计，但手机制造的过程属于劳动力由富士康代工，在中国代工，生产以后把产品20%在中国销售，其他反销欧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互惠互利，中国通过美国分工协作，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习大量先进技术，再将技术的应用到全球化市场，互联网创新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把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的绝对落后转变为后发优势，在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支持下去年进步，各行各业的创新如火如荼展开，但是如果对创新进行分类会发现我们国家的创新体现在客户中心型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
客户中心型创新由众多互联网公司涌现这一方面体现出来，效率驱动型的创新体现在中国完整和高校制造业体系上。但是，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新以及欧洲西方国家是非常发达的，中国在这两类创新上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在工程技术型创新方面最近几年出现了特斯拉等优秀的企业，在科学研究型创新方面比如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全球。虽然在奋力追赶，但是总体上中国在基础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相对美国、欧洲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国之间的竞争焦点是经济，经济竞争的焦点是技术，技术竞争的焦点在市场规模和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创新的焦点要随之改变，从过去客户中先生创新和效率驱动型创新转变为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创新，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以自主可控的体系保证国家安全。
在这方面我非常赞成薛澜教授的观点，尽管最近几年我们科学研究的投入是第二大的投入，跟美国几乎相差不大，但是美国每年的研发费的二十以上都是投入在0-1的关键技术、高科技的核心技术领域。
我们每年的研发费只有5%-6%投入在0-1关键重大创新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比例不小了，但在工程技术型创新和科学研究型创新投入比例很小，在这方面需要做调整。
彭文生：谢谢黄市长，从效率和客户驱动型创新转化为工程技术型、科学研究型，这个问题刚刚也提到。薛澜院长和建东老师对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合作关系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两位愿意对这一方面的观点做一些回应或者补充。
薛澜：我想对建东刚才的建议做一点评论。我觉得建东前面的分享非常重要，实际上我觉得企业创新领域需要有不断的盈利补充、良性循环。具体到目前的情况，换句话说在过去中国的发展这几年的确如建东刚才讲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取得了大量或者高额的垄断性的利润，包括刚才讲的苹果公司都是取得很大的，如彭首席讲到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创新能力，所以中国到了今天很多企业有这样的创新能力。所以我想如果没有美国的态度变化，中国未来发展的确在创新领域对国际市场、全球的科技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不让美国的企业把技术带到中国，不让美国把最先进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来。换句话说现在是美国政府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滥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条法做了限制，所以这个是问题所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对美国出口到中国产品的企业进行更多的限制只会进一步伤害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经营或者合作的意愿，我觉得这样对创新来讲是灭顶之灾。中国开放40年的经历充分显示中国的创新必须依靠改革，必须依靠开放，没有开放中国的创新是很难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从这点来讲，我们要采取更多的政策欢迎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国家跟中国开展合作。我想从长远来讲是中国创新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彭文生：好的，谢谢薛澜院长，改革开放是根本，建东老师对此您有什么回应？
鞠建东：我们在有一点上都是一致的，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中国原创性的自主自立的技术发展，需要市场。不给市场，自主自立的技术就不会诞生，就不会升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给中国原创的自主自立的技术以市场，这个问题绕不过去。无论用什么方法解决是绕不过去的，所以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像晓慧院长也提了，就是我们需要运用金融资源、资本引导去激发中国自主自立的原创性的技术。那你怎么激发原创性的技术？必须得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原创技术的升级发展，我就补充这些。
彭文生：我觉得两位可能讲得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自己的体会想起了经济学一直有个争议，自由贸易和经济效率增长的关系。教科书都说自由贸易是最好的，但是现实中世界上可能很难找到完全的自由贸易。所以在竞争或者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方面的政府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谢谢两位，两位不同的视角非常好对我们的思考很有帮助。
时间虽然到了，但是我想还是花两到三分钟请黄市长就金融资本市场如何促进创新，因为这方面黄市长过去有不少这些方面的思考和看法。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似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促进中国科技创新方面大家感觉未来最起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黄市长您是否可以发表些看法？
黄奇帆：这个问题最权威的是张晓慧院长，前年在西安我听她讲过这方面，非常棒。今天这个问题我讲这么两点，一个是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来说，七十多万亿的市值而且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资本市场整个应有的功能来说，比如说资本市场有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投入产出的功能，有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应该说还没有彰显出来。我们国家20年GDP增长，从十几万现在变成一百万亿，经济效益翻了3番，但资本市场从20年前两千多点到现在三千点。从投入产出来说，这方面也体现效益差了一点，资源化配置功能也小了一点，什么原因？
这么大规模的资本市场什么原因产生了三个薄弱环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结构性、基础性方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从融资端来看，我们目前上市公司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不管是二三十年前的审批制还是最近几年的注册制，上市公司的数量现在已经突破4000+，1990-2000年时候A股市场突破了1000+，又过了十年2010年突破2000+，2016年突破了3000+，最近的四年五年到2020年突破了4000+，上市公司数量增长很快，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那么在过去20年里我们经常有上市到一定阶段停止发行，停止发行半年后又恢复发行，20年里发行停顿周而复始有六次之多。
最近几年一直在发行没有停顿，但是股市也就不涨了，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如果光有呼没有吸，只吃不拉，只进不出那这个股市就会变成ST股的天堂，所以股市健康的生命之机是优胜劣汰，是保持上市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2015年，五年里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也退了1400家，大体上每年上市300家左右，退市也有300家左右，这就形成了优胜劣汰。从上市的公司数量来看，十几年前美国是四千多个，现在也四千多个。我们的股市我刚才说了从零到一千到两千三千现在四千多，是不是再过十年变五千六千七千？实际上退市如果不到位，那么我们的市场是搞不好的，退市制和注册制手心手背，没有退市制也不会有健康的注册制，所以我最近注意到证监会加快了退市制度的建设，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非常重要的事项。
第二，投资端角度来看，长期资本和机构投资占比较低。由于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性的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的资产长期资金包括很多机构也不大敢把自己的资金往股市里投，往往设定了很多对股市投资的限制。那么在总市值的口径下，美国和中国机构投资者占这个市值的比重差异明显。美国的机构投资占美国总市值60%，中国机构投资只占总市值的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现在20年来，30年来资本市场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力量，都是散户在投资，导致市场投资散户化。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比如刚才曾经说过的企业的年金，或者比如说我们附加的社保基金或者还有商业保险基金，这些都可以构成中国版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必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发展积累长期资本。
第三，从机构端来看，国家的证券公司综合实力尽管也有一百几十家，但是竞争力相对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行业集中度低。公募基金行业面临结构性问题，比如到2000年底的时候公募基金17.8万亿和美国等成熟的基金市场比公募基金的结构是失衡的，17万亿基金表现为货币基金90%，股票只占10%，在国际上一般是50对50。所以基金不往股市里面投是问题，导致长期投资能力和定价能力没有体现，对市场贡献和支持实体效率没有达到公募基金应有水平，解决问题关键是壮大机构投资者力量。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外资机构等等。从结构来看公募基金是17万亿，私募基金有10万亿都表现为基金对股票投资太低，应该在这方面有导向。
总得来说公募、私募只占基金总量的10%，过于保守，也就是说代表政府主导方面的机构本身对股市没有信心，全国股民散户投资干这个活情何以堪。
彭文生：黄市长对当前资本市场提出了三个关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参考意义。特别感谢本场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就创新、金融科技竞争提出了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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