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日-3日，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助理教授徐小聪出席由CIFER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讲师卢冰主持的贸易结构分论坛七，分享其与合作者们（如下图）题为《出口中介机构、资源错配及贸易福利》(Export Intermediaries,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Trade Welfare)的文章。
徐小聪，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和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企业异质性理论、贸易福利估算和资源误置等，研究成果发表于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China & World Economy，Applied Economics，《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等国内外期刊，担任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匿名审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荣获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和2022年“刘厚俊奖教金”。
徐小聪
该文章主要基于2004年以前中国民营企业受到出口贸易权限制，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既可以通过中介进行出口、也可以直接出口这一政策背景，采用模型推导和数量分析方法以探究出口中介如何影响资源错配和福利。作者将出口中介纳入到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Melitz，2003）中，通过模型推导和求解来展示出口中介如何影响资源错配和福利，并进行了参数校准、福利分解以及反事实分析。
在模型推导部分，文章设定两种假设条件，分别展开对于私营企业和非私营企业的贸易情形研究。在有出口经营权限制、无出口中介的情形下，文章推算出私营企业和非私营企业两类企业的收入、利润表达式，并由此得出临界生产率水平。进一步地，通过求解自由进入条件（Free Entry Condition），得出均衡状态下企业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作者指出，在此贸易条件的经济体中，贸易福利只取决于企业临界生产率水平。而在有出口经营权限制、有出口中介的情况中，作者假设只要通过出口中介出口方式所获得的利润高于直接出口，企业就会选择通过出口中介出口。此外，假设间接出口的固定成本为直接出口的一定比例，也按照前文逻辑求解私营企业和非私营企业两类企业的收入、利润表达式，得出临界生产率水平。类似地，有出口中介时，贸易福利也取决于企业临界生产率水平。出口中介的影响通过两种情形下的贸易福利相比得出。
在数量分析部分，作者首先基于以往文献对替代弹性、帕累托分布的参数等进行校准，基于现实数据计算可变贸易成本、出口固定成本等，以比较在国内和出口市场中有无出口中介时两类企业的临界生产率水平差异、有无出口中介时两类企业在不同生产率水平下的市场份额分配情况。之后，参照Demidova & Rodríguez-Clare (2009)进行了福利分解，包括平均产出（Output per capita）、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产品种类差异化程度（Variety index）、曲率（Curvature）这四个影响因素，以了解出口中介具体如何造成福利损失。此外，通过反事实分析，发现消除出口经营权限制时，低生产率企业将退出市场，因此贸易福利会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2004年之后取消对于私营企业出口经营权限制制度的正确性。
最后，徐小聪老师总结了文章的五点结论。第一，出口中介存在下，市场份额将分配给低生产率企业，因而平均意义上企业生产率水平下降。第二，出口中介的存在将造成总福利损失0.11%。第三，福利分解的结果显示，福利损失主要源于人均产出下降、产品差异化程度下降两个因素。第四，出口经营权限制取消将使得福利增加1.61%，该增加幅度较为可观。第五，贸易自由化程度越大，出口中介带来的贸易损失越大。
钟腾龙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钟腾龙对该文章的主要研究问题进行总结，认为本文的模型推导和理论分析已经较为完善，这对于深化贸易自由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钟老师提出几点问题供进一步探讨。一是根据Melitz（2003）“高效率企业才会选择出口”这一逻辑，“存在出口贸易权限制时私营企业仅选择国内市场销售”的假定可能暗含了私营企业与非私营企业的出口生产率存在差异，而文章中却假定事前私营企业和非私营企业生产率分布是相同的。可以细究这里是否存在矛盾之处。二是出口中介存在的合理性分析，文章中出口中介被假定为垄断企业、具有绝对议价优势，而明确出口中介这种优势是源于国家政策导向（例如国有贸易集团）还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信息优势所致将有助于深入分析出口中介造成资源扭曲的原因。三是在技术分析方面，仅选择2000、2006年两年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可能并不客观，建议采用2000-2006年各年数据分别进行校准；以及是否可以补充一些敏感性分析、反事实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内容，使得估计结果更稳健、文章结构更完整、政策涵义更丰富。此外，钟老师还建议，现在研究对于有无出口中间商的讨论过多，而关于直接出口权限制的篇幅可能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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