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一”指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世界秩序如何演变。对此，鞠教授强调中国必须把握局势，坚持“竞争共存”思路，用政策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
“二”指两个基本矛盾，首先是欧洲价值链、北美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结构与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矛盾，可以通过改革美元主导的跨境支付体系来解决；其次是三足鼎立的经济结构与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的矛盾，可以通过建立WTO+区域经贸治理体系来解决；因此，中国应该果断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建设。
“三”指第三国效应，即中美贸易争端的态势取决于GDP占60%的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加速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原则。
“四”指中美两国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在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应坚持加强国际贸易的互惠政策，在非军事高科技领域应坚持良性的竞争政策，在军用技术的竞争方面应坚持对等的双边对抗政策，坚持不搞多边对抗政策、不要求第三国站队。
“五”指防范五个可能危机。第一，通过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防范日本式危机；第二，通过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与动能的改革防范前苏联式危机；第三，通过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跨境流动的有效管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第四，通过严惩利用美国势力引发中国社会问题的利益集团来防范社会危机；第五，通过提高军事实力和坚定保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来防范军事危机。
此外，鞠教授还提出了不称王、谋共享、稳市场的战略和不理睬的战术，并在圆桌讨论后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后附现场文字实况）。本届研讨会各分论坛共报名超过3000人次，共征集文章200余篇，志愿者投递简历近300份，发言嘉宾50余人，开幕式观众过千人，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规模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的学术论坛，代表着当今国际贸易关系研究领域的前沿思想。
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问题想和姚洋教授讨论，而且肯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刚才讲的气候变暖肯定有很多的不同观点，我们清华有很多气候问题的专家。下面我来抛砖引玉做一个讨论，后面还有圆桌讨论，我们还有1个小时20分钟的时间，那个时间还可以再去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刚才姚教授所提的问题，所以大家还可以再去想一想有什么问题，后面再去讨论。
在姚洋教授之后我来做一个讨论。我的题目是，中美贸易争端的基本矛盾与战略战术，我向大家解释一下。自从中美贸易争端2018年3月23号爆发以来，我觉得我们清华还是很自豪的，去年关于中美贸易争端这个会是第一次举办，今年是第二次举办。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踪、研究这个问题，明天还有一整天的学术讨论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下面做的事情是回顾一年半以来，对于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了之后，我们怎么去理解、认识这个问题。
我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们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不断地加深对中美贸易争端这个问题的理解，现在和去年不一样，和两个月前、半年前也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向大家做一个汇报，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怎么认识，完全是学术观点供大家讨论、批评、指正。
我们认为中美贸易争端已经从第一阶段走到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如果要有标志性的事件，你可以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美国对于新疆问题的法案，对于香港问题的法案，包括特朗普的不断变化的说法。
这一年半以来，中美双方的互相探索第一阶段基本上结束，所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年半之后和一年半之前相比，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对华政策都已经有了一个全方位的改变。
下面的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办？为了方便记忆，我概括成一二三四五：一个核心问题、二个基本矛盾、第三国效应、四项原则、五个危机防范；战略就是九个字，不称王、谋共享、稳市场，战术就是四个字，不理睬他。
第一个核心问题，一年半以来我们讨论了很多的中美贸易争端的问题，对关税问题有多轮谈判，我个人认为关税问题越来越边际化了。
中美贸易争端越来越反映到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世界秩序如何演变的问题，目前世界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从中国而言，虽然中国不希望、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改变世界秩序，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就改变了世界秩序。
像刚才姚教授所讲那样，大象没有办法藏在树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像现在这样长期增长10年，中国就已经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势必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维持现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中国坚持长期增长的目标是相冲突的，这是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
两种思路，未来的世界秩序到底是什么世界秩序，如果你坚持未来的世界秩序和以前一样，一定是一个超级大国来主导，那没办法，中美必定要争个输赢。
美国现在是坚持霸权稳定的思路，一定要有一个超级大国来维持世界秩序。按照这个思路看，中国就会被视为对手、甚至敌人。但是有可能有另外的思路，即竞争共存思路，美国也有不少人、不少学者，比如说10月份我们中美37位学者，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布的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联合倡议，就提出如果中美如果要继续向前走，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是竞争共存的，所以我们坚持和美国、欧洲、日本、德国等大国一起去共同建设一个竞争共存的世界秩序。
核心问题是未来世界秩序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不同的关于世界秩序的思路从来就不是靠愿望来改变的，是靠实力，实力集中表现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
既然这样一个核心之争是世界秩序之争，又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我们的看法很简单，不管白猫、黑猫，能够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
第二个，从这个核心问题出发，中美贸易争端实际上是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基本矛盾的一个表现，这个基本矛盾就是全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经济基础表现成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也可以表现成全球生产结构、消费结构、贸易结构，简单一点是全球实体经济的结构，全球实体经济已经形成了欧洲价值链、北美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趋势，这是全球经济结构在过去20年发生了巨大改变。
再来看，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上层建筑并没有改变，上层建筑主要是两个方面。
方面1：国际货币体系（到现在为止还是以美元为主导）。
3、美国对全球跨国公司的长臂管辖，这个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对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对全球跨国公司的管理，美国是处在主导地位，对全球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境外跨国公司的长臂管辖一直到华为为止，美国都是成功的。
矛盾1：经济基础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
刚才姚教授和那位同学也讨论了那个问题，我同意姚教授的看法，我不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无解的，一定要让中美经济脱钩，我也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反而可能是另外的方向。
解决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无非有两种解决思路。
上层建筑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反过来要求中国经济必须按照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来运转，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刚才姚洋教授也讲过，中国有这么大的经济体，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趋同论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我同意姚教授的说法，脱钩论也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一种可行的发展路径，我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它内在的逻辑，未来世界经济的体系很有可能是一个多元的货币体系，如人民币、欧元或美元，很有可能是WTO+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或亚洲正在建立的经贸治理体系等。所以，未来全球的治理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都会沿着经济基础的三足鼎立的结构去做改变。
1、打破美元主导的跨境支付体系，是解决基本矛盾1，就是解决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矛盾的紧迫任务。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货币体系（200多年历史）先是由英镑所主导的金本位，然后是美元取代英镑来主导世界货币体系，从过去历史来看，189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一直到1953年，从各个指标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这种经济基础与国际货币体系不相适应的问题，在上一次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1894-1953年），中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通常认为由于货币体系的特殊性，因为货币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网络效应，过去从理论上、实际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一般都会伴随着，战争和危机。这一次到底是采取什么渠道变革？
我们不一定要那么悲观，因为这次和以前不一样，这次有技术革命。当货币体系的技术发生变革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跳跃性的不连续的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2.怎么改革全球的经济治理体系，刚才姚教授提到，我们后面会讨论，WTO举步维艰，基本上到了明年1月份就死掉了，那么怎么办？回顾1995年以前，WTO的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全球化首先是从区域合作开始的。
欧盟1994年, NAFTA是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欧盟的建立，反而推动了全球的多边合作体系WTO的成立。我觉得现在既然WTO快死了，我们一方面推动WTO的改革，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体系，尤其是建立亚洲经济合作的体系。
大家可能问这个问题，亚洲合作的体系是不是10+3，10+6，印度、日本表示RCEP暂时不欠了，那就都很难推进，我同意。亚洲的深度合作经济治理体系，我觉得依赖10+3、RCEP并不现实。
既然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就应该以中国为主来推动亚洲经济合作体系的发展，我们提出的看法是推动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大家又会提出问题，怎么推动亚洲共同体呢，中国应该果断的单方面的首先向亚洲国家或者其他愿意参加亚洲共同体的国家来单方面开放市场。通过中国果断的开放国内市场来改变国际经济的治理体系。
所以两个基本矛盾，一是货币技术的革命，尤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技术，很有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技术，而不一定是战争和危机来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二是通过中国更大力度的，甚至可能是单方面向其他国家开放国内中国市场，改变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什么叫第三国效应呢？所谓的第三国效应就是除掉中国、美国以外的第三方国家。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GDP占全球GDP的24%，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16%，两个国家加在一起也就是40%，全球其他的经济占了60%，这是从GDP上来讲。
假如从技术上来讲，美国高科技的出口大概是32%、34%左右，稍微高一些，但是也没有到决定的程度，这个和二次大战之后的1946年、1950年完全不同，那时候美国一个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53%，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即使美国想脱钩，只要中国保持对另外60%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这60%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可以继续推动全球正常的经济合作的秩序。
那么对于60%的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跟这些国家没有根本的矛盾，如果硬要这样说，当美国来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候，他们觉得日子还挺好过，将来如果中国主导世界秩序，日子是不是难过一些，大家顶多会有这些疑问。
但是如果从整个经济的发展来看，即使到2060年按照我们的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全球经济总量的不到30%，现在大概是16%，即使到2060年也不到30%。
因此，即使中国继续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在中国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时候，中国一国之力也不足以主导全球经济。所以对于中国的担心，由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确实不足以支配世界经济，成为全球的霸主。
所以对于中国未来要取代美国，成为像美国那样霸权的担心是不现实的，是过渡的担心。美国建立自己霸权的时候是全球经济的53%，中国在未来100年、200年都不会达到这个数字。
因此从理性考虑，中国和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并没有本质利益的冲突。
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开放，我觉得有坚实的基础。对于中美贸易争端，我们从去年来看影响最大的是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应该保持对于世界市场的开放的确定性，无论中美贸易争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中国都应该保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确定性开放，不断地前进，60%的市场我们没有理由不开放，我们也没有理由让它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
天下苦穷久矣，美国为了维持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垄断，对华为打压，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对德国企业、法国企业、英国企业、日本企业，美国是一贯的打压，对跨国企业的管辖越来越严厉。欧洲、日本、加拿大的企业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之下。
这是法国人说的，欧洲经济是美国经济的附庸，你要去问欧洲的跨国企业，上百亿的美国罚款，没有一个跨国企业是愿意生活在美国的长臂管辖之下的，只不过是过去几十年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成功地抵抗美国的长臂管辖。
从伊朗来讲，美国对伊朗进行金融制裁、金融封锁，欧盟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欧盟特别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欧盟企业服从美国的制裁，禁止欧盟企业去接受美国的惩罚。
但是没有一个欧洲企业敢听欧盟自己的政府，而不听美国的。这是因为美国在全球科技市场、金融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美国对这些全球跨国企业的打击，一直到华为才遇到了实际的抵抗，所以华为是几十年来美国对境外跨国高科技企业打击之下，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包括美国境外全球所有的跨国公司的打击之下，第一个没有屈服的企业。
华为代表着所有美国境外的高科技企业冲破美国长臂管辖的希望，法国学者拉伊迪在他研究美国长臂管辖的著作中，认为美国利用巨大的本国市场，利用在全球金融信息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利用在全球情报军事领域执法能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对全球企业进行监督，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发挥着“世界警察”的作用，使其它国家沦为美国经济的附庸，由于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不对称，由于美国司法部门本身的利益腐败已经走的太远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毒瘤”。世界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但一直收效甚微。
拉伊迪在《隐秘战争》书里写了一句话，“为了未来的某一天公道得以战胜法律。”所以，美国对全球跨国公司的打压和长臂管辖不仅仅是中国企业不愿意，其它企业也不愿意。所以，这些企业、这些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团结起来，冲破美国对全球跨国公司的管辖，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国际治理体系，这些国家、这些企业应该是有利益共同点的。
之所以华为能够抵抗美国，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的容量，让华为有希望了，同样也让美国境外的高科技企业看到了冲破美国长臂管辖的希望。
第二个知识产权，NAFTA、TPP都反映了美国企业，尤其是生物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垄断与过度保护，这不是我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提格里兹讲的。所以，对知识产权是应该保护的，但对创新、知识产权的垄断就不对了。
所以，在反对美国对创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上，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也是有共同利益的。总结一下，对跨国企业全球管理、对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国和占世界60%的其它国家是有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的，也是有合作基础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60%的其它国家，这是第三国效应。
第四个，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姚洋教授、我、四位中方教授，我们一起发布了中美学者的联合倡议，在里面我提出了四项原则。我认为，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关系是结构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也有竞争对抗的部分。
那么中美的争端就应该区别对待，对于互惠部分的原则是双方国家都应该支持。像我们刚刚讲过的，比如说中美在农业产品、能源产品的合作上面，中美之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无论中美在其他领域是否对抗，两国在有显著比较优势的部门开放，是互惠的。在中美之间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商业领袖，会支持中美双方之间的合作和开放，无论其他部门是不是有对抗。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应该扩大对美国贸易的开放，投资的开放，尤其是欢迎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在中国投资，无论中国和美国在其他领域是否对抗，我们都应该欢迎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投资、美国的企业继续在中国挣钱，谁能跟钱过不去呢？
第二个原则是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指非军用技术的研发，中美两国技术已经形成了竞争，对于竞争政策的原则很简单，只要是生产好产品的、帮助生产好产品的政策，产业政策等等都应该去支持。
破坏生产好的产品的政策的应该禁止，比如说对华为的封锁，这样的政策应该禁止。我特别列了几条，想一条一条和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条，自从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国本来提到的2025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现在不提了。产业政策也不提了，我觉得既然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那么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继续推动各级政府的高科技产业政策，更大力度的鼓励创新，旗帜鲜明的支持2025规划，只要是推动高科技的政策，为了给60%的世界市场生产好产品，为什么不支持？
以前我们还有一些顾虑，顾虑美国政府反对2025，现在有什么顾虑的，关税已经加了25%，再加也只是有边际效应了。
第二条，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指出中国应该停止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我们也不提了。现在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继续推动各级政府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这个政策行之有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市场换技术，只要是商业行为，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
第三条，凡是被美国所打压的高科技企业和人员，我们应该坚决支持。我们应该像华为学习，在依赖美国、受制于美国的核心技术上，要创新、奋发图强，降低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依赖度，竭尽全力降低技术的体系和风险。
既然是竞争，竞争就是为了生产好产品，过去行之有效的帮助中国的企业生产了好产品的政策，当然应该继续推行。这一年多来我们不继续了，因为美国政府反对，我们希望和它停止贸易争端。但是，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们也看清楚了，美国反正总是要打压我们的高科技产业的，所以过去行之有效的高科技政策，应该继续推进、继续推行，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推行。
第三个原则是对等的双边对抗政策，除了互惠的、竞争的，中美之间也有双边对抗的领域，比如说军事技术的竞争，这就是对抗的。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所谓的对抗就是零和，就是要有输赢。这个没有办法避免，比如说军事冲突，这就是一个零和的事情、必须有输赢的事情。
但是这种对抗是有可能避免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这种对抗的领域，当双方的实力不对称的时候就会爆发对抗，当双方实力相均等的时候，对抗就不会爆发。
所以，在对抗领域里，提高我们的实力是避免对抗的唯一办法。那么那些方面是我们比较弱的方面，刚才讲有两个基本矛盾。
1、一个是经济治理体系，所以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建立亚洲共同体。
2、国际货币体系，也应该旗帜鲜明地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第四个原则是不搞多边对抗。意思是说不要求第三国家去站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美国搞多边对抗我们怎么办？如果美国去强迫其它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个人看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当法国和德国进行竞争的时候，当英国没有选边站的时候，法德之间的竞争只是一些区域性的冲突，当英国加入之后，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第二是美苏集团对抗的历史，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智慧，也应该有这个信心，不搞多边对抗，不要求第三国站队，我们理解第三国在美国高压之下的苦衷，第三国即使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发对我们，我们也不要求第三国反对美国，我们的原则是我们不搞多边对抗。
防范五个可能的危机，为什么会有五个可能的危机？美国过去和第二大国家进行竞争有两个例子（苏联、日本）。
日本式的危机，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危机，高科技领域屈服于美国了。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打压，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打政府，第二打企业。在美日贸易争端之后，日本的经济发展由这样几个阶段：
1. 受美国打压，日本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下降，日本企业受到美国的长臂管辖。
2. 日美贸易战，美国步步紧逼，而日本却选择了处处退让，以避免贸易战升级；日本被迫限制钢铁、半导体、电信等中高端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
4.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的产业发展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一方面，日本高科技产业结构调整不力，以半导体行业为典型的高端产业发展停滞，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在亚洲的地位也逐步被韩国和台湾赶超。另一方面，日元被动升值导致出口失去竞争力，以家电业为代表的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日本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局面，经济缺乏走出危机的内生活力。
对中国而言，要避免日本式的危机，核心是继续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美国的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一方面对中国各级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我们一定要顶住压力，继续支持。另一方面，如果让美国对我们的高科技企业的长臂管辖成功，企业不敢在高科技产业去和美国竞争了，那几年之后，美国就能够实现对我们高科技产业的压制。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不能让高科技企业，因为害怕美国的长臂管辖，自废武功。因此，应该明确宣布企业支持政策，凡是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政府就应该补贴支持，保证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名单的高科技企业不受损失，让美国实体名单的高科技企业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光荣榜。
前苏联式的危机，主要是微观经济的活力和动能，我们要更大力度地推动国企改革、更大力度地推动地方政府的活力。
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该加快汇率机制的改革，有效地管理基本的跨境流动。
对于社会危机，需要认识到挑动中国社会危机，是美方干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工具。
我们需要将中国的社会问题，与以美方为代表的国际势力隔离开来。一方面中国国内有不同利益集团的表达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对外方势力去挑动、利用中国的国内社会问题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坚决的措施。
1、对美国企业在中国正常经营是欢迎的，但对挑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中国社会问题的美方和其它国际势力必须严惩。
2、对国内的利益集团，如果勾结、利用美方的势力来损害中国社会稳定，挑动社会危机，也必须严惩。
军事危机（不讲了），我知道大家可能也有很多问题，我的演讲就到这儿结束，下面有六位学者我们一起来讨论。
（圆桌讨论环节）
在圆桌讨论环节，鞠教授作为主持人，和6位嘉宾老师一起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观点交锋、思想碰撞的学术盛宴。以下是鞠教授参与观众提问环节实况:
提问：我的问题是在当前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能让美国认识到，或者说让美国认同我们共商共建的想法？一起来可以推动世界未来的经济发展？
回答：谢谢，怎么样让美国来接受我们的竞争共存想法，我现在要加一句话，美国当中支持竞争共存的力量是不会改变的，我还要加一句话，美国支持和中国对抗的力量也是不会改变的。
提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过去这些年在钢铁行业、或其它行业占世界一半的产能这个优势，在为世界输出的过程中，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我们优势的过程中，来实现我们和第三世界都共同的美好，就是能不能有这种可能性。
回答：谢谢你的问题，我们“一带一路”说明这个完全可能，而且正在这样做。
提问：鞠教授您好，您在刚才的分享中，提到了我们中国未来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式是我们自主地、主动地向亚洲这些国家开放中国的市场，就是要率先建立并不是10+3RCEP这样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我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亚洲共同体是如何区别于现在的RCEP的，又怎么区别于比如印度不加入，或日本从中并不配合的情况？
回答：中国的对外开放，比如亚洲共同体和RECP有什么区别，这里区别两个概念，就是自由贸易区有两种形式——
1、是由大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是美国主导的；
2、是由比较对称国家主导的，像东盟，中国的10+3、10+6都是以东盟为主导的，但这个并不和东亚的经济结构相符合，东亚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占50%以上，我觉得10+3、10+6并不和这个结构相匹配。
您说这个可行不可行，我觉得可行。亚投行你觉得可行不可行，我们已经做起来了，给你举个例子怎么去做，我们就一个要求，你只要成为亚共体的成员，中国市场单方面向你开放。
新加坡愿意不愿意，很有可能愿意，柬埔寨愿意不愿意，泰国愿意不愿意，马来西亚愿意不愿意。如果泰国、马来西亚愿意了，越南一开始不愿意，现在肯定也愿意了。如果越南、东南亚这些国家愿意了，韩国愿意不愿意，韩国很可能也就愿意了。如果韩国愿意了，日本也有可能愿意了。亚洲国家愿意了，英国可能也就愿意了。所以，我们逐步向先走的过程我觉得是可行的。
提问：您提到在中美很难避免贸易冲突也好、未来长期的冲突也好，怎么去看待美国在超过英国经济GDP50年以后整体成为霸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个如何解释？是否是因为意识形态，或国家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
回答：你的问题比较复杂，是实体经济和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你的问题是说美元和英镑上一次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国和英国并没有直接的对抗，这我同意。但是由于当时英镑所代表的英国经济势力逐步下降，使得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和英国的势力不相匹配，这种不相匹配造成了国际经济体系很强大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带来了两次大战和一次金融危机，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国际货币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不稳定，会造成全球经济不稳定。举个例子。
第一，作为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国家，美国会用这个货币体系进行制裁，刚才陈波教授讲的会拿金融体系来制裁华为。如果按照我们的丘教授讲的在货币地位方面中国很弱，一打就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打了半天华为打不死，这会给全球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刚才讲的例子，如果美国用金融体系制裁华为，你说我们怎么办，会不会给全球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怎么办还不是很重要，欧洲怎么办。所以利用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不用当然就不是问题，这是我回答的第二个看法。
（观众提问）
（观众们认真聆听）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我谈一谈个人的看法。我从今天的讨论和各位同学、老师的讨论里面，我看到了两个字“自信”。
中美贸易争端打了一年半，把我们的自信打出来了，我们能看到在很多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是有些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中美贸易争端是长期的，而且有可能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比如说我们的王教授提出有可能已经是在新冷战，甚至有可能有热战。这是第一个我们同意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同意，中国过去一年半以来是在加快开放，而且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会开放，不仅仅对全世界其他地区开放，对美国也开放，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的自信。即使出现中美贸易争端，我们还是会开放，像刚才丘教授讲的，我觉得比喻非常的好，两个人打架，美国是强的一方，中国现在是弱的一方，但是这个人会长，要打好几十年。弱的一方有两条，第一中国打不倒，第二我们的自信会使得中国越来越强大，等到中国强大之后，这两个人打架很可能就不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