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CIFER观点 | 鞠建东:中国进出口面临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冲击

发布时间:2023年09月21日         来源:         点击次数: 次         【 打印


前情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3“全球产业链新趋势:机遇和挑战”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CIFER) 主任鞠建东出席论坛,他表示中国进出口受到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冲击,并提出了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的政策建议

   


鞠建东:“当前我国贸易遇到的困境主要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的困境需要用贸易制度改革来克服。怎么改革呢?还是回到我们40年前改革的路子:承包制!推进‘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让各个县去试、去创,去蹚出一条路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CIFER) 主任鞠建东出席论坛第二专题“全球产业链新挑战”,围绕 “国际贸易的挑战与应对”,从结构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系统分析阐释了当前中国进出口受到的冲击与挑战,并提出了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的政策建议。


鞠建东通过将当前中国经济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进行对比,指出现阶段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的位置处于变革阶段,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进一步分析目前中国的贸易与投资出现负增长这一情况,鞠建东认为出现今年的负增长态势的主要诱因不是短期冲击,而是由结构性与制度性原因导致的。

根据2023年三季度货物贸易同比增长数据来看,鞠建东表示,当前我国外贸结构变化趋势呈“东升西降”的特征,也反映了国别结构发生变化,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解释了制度性对当前中国贸易的影响。


与此同时,鞠建东强调需要贸易刺激措施来实现结构性调整,使贸易本身摆脱目前下行的趋势。面对美欧贸易封锁的大环境,鞠建东提出我们需要分散突围,通过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专项贷款等资金支持搭配激励相容的政策设计,打出“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组合拳。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鞠建东认为资金规模和实施的层级单位至关重要。鞠建东指出中国进出口总额42万亿,如果采取5%的刺激力度,连续五年就是10万亿,每年拿出这么多钱来刺激进出口的下滑将使得中国贸易重新走上扩张区间。


鞠建东表示,只有根据各县特点将刺激政策落实到县,设置试点不可以一道政策一刀切,将当地公务员奖金与进出口增量情况挂钩,综合考虑进出口总额以及出口增量才能保证“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刺激政策稳步推进并以此达到助推中国贸易摆脱当前下行趋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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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速记】

我今天主要谈国际贸易的挑战与应对


目前贸易挑战我分为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对比一下90年代的日本。日本90年代的时候,1994年以后,当日本贸易在全球的占比下降的时候,日本GDP的增速是迅速下降,中国1978年之后的增长,尤其是2001年之后的增长,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最近这个贸易的下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二,如何将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目前我们所处的状况与90年代日本所处的状况相似。通过数据显示,我们确实发现了贸易增速下降的趋势。图中黄线表示的是中国贸易占全球的总额,我们发现中国贸易在全球的占比开始达到一个点,甚至开始下降,说明中国在全球贸易里面的位置开始变化,这是需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这个数据是我国出口水平数据,从今年开始,1月份、2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全是出口负增长,这就是今年贸易的情况。刚才小野寺修先生也讲了,投资也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这些现象都使得我们需要重视。


要去理解这个负的增长,需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负增长是否具有波动性?我们看中国从2008年之后经济出现负增长且出现了四次,2008年,2015年,2019年,还有一次是今年。2008年是全球的危机,所以不是中国特有的负增长,2015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负增长,但是相比全球的负增长来讲,中国反而还不错。与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主要是2019年一、二、三季度和现在。2019年是中美贸易摩擦,现在是什么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一个结论,今年的负增长主要不是短期冲击,因为全球贸易的增长是1.3%,我们是负的,至少现在看起来不全是,甚至说主要不是短期冲击的问题。如果不是冲击的问题,只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制度性的,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制度性的呢?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今年2023年三季度货物贸易同比增长-0.36%,全球贸易增长是1.7%,这是很特殊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先分析结构性,发现了“东升西降”的特征。这个图蓝色越深表示降得越厉害,红色越深越涨得厉害。表现在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上可以看到,东半球主要经济体占中国贸易份额增加(份额增长前三名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占中国贸易份额减少(份额减少前三名为美国、加拿大和德国)。


                           


另外,我这里做了一个象限,横轴是去看中国占进口国贸易的份额,纵轴是去看该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我想知道中国对这个国家的进出口下降,是由于那个国家自己市场变小了,还是由于我们在他们的份额下降了,这样就会得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是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也在上升,我们的份额也在上升。第二象限是我们的份额在下降,但这个国家的进出口量并没有什么变化。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0.6%,但是中国在美国的进出口份额有了很大的下降。


                           


美国的对华歧视性的政策,从2020年之后迅速上升,以及其他国家对华歧视性政策也在迅速上升。这里列举了几个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盟友国家,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在迅速上升。而且歧视性政策的方式在迅速扩张,2008年美国对华的制裁方式只有6种,2021年已经有16种了。我们去总结贸易的下降,除了短期冲击之外,还有制度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反映了国别结构发生变化。制度性是两个制度性问题,以前主要是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出口,但是欧美市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南亚这些国家的市场,这是第一个制度性问题。第二个制度性问题是国内的制度性问题。我们进出口很多是由政府来推动的,由于房地产的问题,土地财政问题,地方政府没钱了,卡这儿了,也没有办法进行扩张了,进出口的新产品、新行业进出口的转型卡在那儿了,没钱了。


怎么办?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回顾上世纪80年代,40年前当时做的是承包制,现在的建议是对进出口做县级贸易政策承包制,怎么做?我做一个解释。第一,由于刚才的数据分析表明,现在中国的进出口下降是结构性的因素+制度性的因素,需要贸易刺激措施来使得贸易本身走出现在下行的趋势,能够实现结构性转换,需要贸易政策刺激。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刺激它?承包制承包给各个县的同时把目标也承包下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分析了各个县的贸易结构性变化,每个县贸易伙伴国不一样,每个县贸易支柱行业不一样,所以很难用同一个政策来发给各个县。所以,需要分散突围,建议通过货币政策,需要有货币政策的刺激,也就是说需要发钱,短期已经形成结构性问题了。怎么发?就是发给各个县和公务员的奖金进行挂钩,进出口增长高时要发奖金,反之则不发。


那么规模大概多少?以及为什么这样去做?1988年的时候,我们首先出台了外贸承包制,我们不是承包给政府,是承包给企业,企业当时并没有进出口权。我们进出口很多权限已经下放到企业了,我们给企业放权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需要刺激政策。刺激贸易政策承包制是指给县级政府去承包贸易政策的制定。资金来源就是货币政策。资金的规模,中国进出口总额42万亿,假如5%的刺激力度,连续五年就是10万亿,每年拿出这么多钱来刺激进出口的下滑,使得它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如果说这个规模不到位,比如就刺激了一千亿起不到根本作用,需要一定规模以上的刺激。第二,怎么实施刺激政策?怎么发给各个县?每个县拿额度,按照进出口的增量去发给各个县。目标完成下一年继续发放,同时公务员发奖金。如果目标达不到则取消相应激励。


当地公务员奖金可以与进出口增速表现进行挂钩,奖金的资金来源可以来自当地进出口增量产生的税收,或者直接由财政部划归订立贸易增速奖金分成。当然,这种新的改革一定要进行试点,不能一下铺开,2万多亿要先找试点,要进行政策试点。每个县情况不同,有些县具有出口的潜力,但是没有出口的基础,缺乏资金;而有些县有产能、有市场、有竞争力,但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比如新疆地区。不同地方没有办法用一道政策卡下去,我们建议的做法就是让各个县结合自身情况去实施落实下去。


为什么要进行县级承包而不是省级承包?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都有很多讨论,关于制度改革的方向,很多讨论都是要自由化、市场化,比如增加私有产权保护等等。这些用处不大,如果有用处的话,美国拜登政府为什么要批自由化、市场化,为什么要搞产业政策?制度性的改革一定要适合中国具体的制度环境。如果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制度环境是没有用的。怎样才能找出适合中国自己的制度环境的改革方法,我们提出一个建议,贸易政策承包制,承包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去做,做得好有奖励,干得不好有惩罚。


总结一下,当前我国贸易遇到的困境主要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的困境需要用贸易制度改革来克服。怎么改革呢?还是要回到我们40年前改革的路子:承包制!推进“进出口县级经济承包制”,让各个县去试、去创,去蹚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