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
中美贸易争端由美方一手挑起。2017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7年年底，美国发布“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系统质疑中国的国企、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体制特点；2018年1月，美国宣布对太阳能板、洗衣机等部分产品加征20%-50%不等的关税；2018年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基于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等技术创新政策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并提出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等单边措施挑起争端，由此引发中方报复；2018年7月6日，中美相互实施第一轮加征关税措施，标志中美贸易战实际展开；2020年美东时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而这之前，中美双边相互加征关税已逾六轮。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 (CRS) 报告，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期间，有约67%的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面临关税增长，幅度在15%-25%之间，约60%的中国自美国进口产品面临关税增长，幅度在5%-2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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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7月美国对华加征第一轮关税始，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两度会晤，七次通话，双方经贸高级别磋商十三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同美国贸易代表、财政部长通话二十多次，历经十九个月，中美终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一阶段性解决方案缓解了此前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及两个最大的贸易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有效管控经贸领域的分歧，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有利于稳定全球市场信心，缓解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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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对双方乃至全球经济均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虽然我国货物贸易依然保持3.4%的较好增长态势，但受关税影响，我国对美国货物进出口值同比大幅下降10.7%。世界银行就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影响的预测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导致中国名义GDP下降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至今已对中国实际GDP产生0.5%-1.5%的拖累，对美国经济增速的负向影响约在0.3%-0.6%之间。牛津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际GDP的影响约为-0.4%。
美国方面，据路透社报道及美国商务部数据统计，自2018年2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共对美国公司造成了460亿美元的损失，受到报复性关税打击的美国商品出口量急剧下降。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底的12个月中，由于受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打击，美国商品出口量与2017年相比下降了23％。被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的美国出口商品较2017年减少了26%。美国消费者无疑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最主要受害者。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加征关税对美国带来了约70-200亿美元不等的净福利损失，有大约1650亿美元的贸易因加征关税而消失或被转移。美国传统基金会Roe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Tori Smith发文称，正如众多美国制造商所抱怨的特朗普的关税不仅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短期痛苦，还可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美国2018年和2019年的关税提高了生产者的整体原料价格，这迫使美国制造商提高价格以弥补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对美国家庭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和购买力的下降。进一步，随着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上涨，美国制造商与世界其他地区竞争的能力也将下降。美联储最新报告也证实了以上观点：美联储于北京时间1月16日凌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许多地区，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继续给一些企业构成压力。此前，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针锋相对地加征关税，导致供应链受扰，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签署，但美联储决策者警告称，初步贸易协议不会消除企业的担忧，因为美国将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直到两国签署"第二阶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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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关税是一把双刃剑，损人不利己。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政府需要将对华强硬转化为美国的实质利益。而一份可执行性较强的第一阶段协议即可作为美国关税“大棒”的早期收获，也可为后续谈判预留空间，一旦第一阶段协议“执行不力”，美国或可借此卷土重来。以上两点判断初步依据如下：
一方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可执行性能较强。具体而言，协议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其中，知识产权领域包括商业秘密，药品，专利，盗版及假冒产品，地理标志及恶意商标，阻遏知识产权侵权等六个子项；技术转让领域包括收购、合资，市场准入，与监管执法等三个子项；食品与农产品贸易领域包括农产品进口与国际组织协定等两个子项；金融服务领域包括银行，信用评级，资管，保险，证券、基金及期货，电子支付等七个子项；扩大贸易领域包括贸易机会与附加两个子项；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包括安排架构，争端解决与工作流程三个子项。每个章节下各个子项目均有具体安排，例如，在技术专任领域，协议确认对于收购、合资和其他投资交易，双方不得强制对方转让技术；在金融服务领域，协议确定中国在2020年4月1日前取消寿险、养老金和健康报销的外资持股上限；在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与透明度领域，协议确认中国定期公布月度外汇储备及远期头寸，季度国际收支金融账户子项数据及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情况数据。在扩大贸易领域，协议确认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两年内，中国确保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等等细则均体现了协议文本较强的可执行性与可评估性。
另一方面，虽然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订为两国乃至全球市场带来利好。甚至有国内部分媒体将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视为开启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篇章。认为这是美国重新调整战略思维和重新锚定中美经贸关系的价值的积极信号。然而，虽然就第一阶段协议对缓和中美贸易摩擦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却不能将此视为中美贸易关系重回正轨的转折点，更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或将重新锚定中美经贸关系价值。原因有三：
第一，第一阶段谈判仅是制止了美对华加征关税势头，但美对华关税并未实质取消，美方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依然取决于美方对中国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努力。这从美国财长姆努钦 (Steven Mnuchin) 于美东时间1月15日接受CNBC访问时的讲话可见一斑。姆努钦透露，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涵盖美国对中国强迫美企业转让技术和窃取知识产权的担忧，中国已坚定地同意制定非常重要的法律来兑现其承诺。美国将视中国对第一阶段协议内容的执行情况而定下一阶段谈判。同时，美国也将于中美达成第二阶段协议前，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姆努钦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完全可执行，有非常详细的争议解决过程。若进度迅速，美国将考虑在第二阶段协议中达成关税削减。这意味着，现有2000亿美元25%的关税将在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期间被保留。在明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被削减的可能性较低。
第二，中美第二阶段措施或更加复杂困难。姆努钦受访表示，中美第二阶段的谈判可能将拆分2A、2B、2C等多个阶段，显示下一阶段中美经贸磋商的复杂性与困难不低于第一阶段。
第三，未来美国或更频繁地以“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并未涉及中国企业——华为。华为在美市场准入问题涉及美国安全问题将被单独处理。随着2018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全称为《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 的改革法案，美国未来将大规模强化对外国，特别是中国的投资审查。这是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对CFIUS进行的最大幅度改革，而这一法案将在今年二月份正式实施。显示，未来美国或将更频繁地动用“国家安全”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审查。同时，两国最关心的网络安全问题也将放在第二阶段协议中讨论。
虽然从姆努钦的访谈不难预判中美两国第二阶段谈判或将困难重重，但两国建交47年历史显示，中美双边经贸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两国依然有着“合作共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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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过去四十年的中美经贸合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经贸摩擦给双边经贸关系带来的损害和对全球经济贸易带来的冲击已经再次证明了中美经贸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中美经济贸易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基于各自经济运行体制所带来的诸多分歧。正如刘鹤副总理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记者发布会上所提到的，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实质也是中美历经19个月贸易摩擦后彼此能够合作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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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中美贸易摩擦全面爆发之前，中美两国先后建立了中美商贸两委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双边沟通协调机制，这些对话机制为管控双边分歧，保障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避免两国矛盾升级，并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次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后，中美双方重启被美方中断的对话机制，并进一步增加了双发对话的频率。例如，第一阶段协议中提及，中美指定官员每月至少开会一次，定期举行宏观经济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双边评估与争议解决办公室负责人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贸易框架小组会议。进一步，在协议已生效后的头两年，双边会议次数可酌情增加。等等这些足以说明，在经历了19个月的掰手腕后，双方（主要是美方）均同意平等协商与定期沟通才是化解分歧，释放压力的有效手段，才是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利益的根本途径。
第三，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到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居至第1位。2019年，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时期，中国外贸依然逆势增长，根据海关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3.4%。其中，货物出口增长5.0%，货物进口增长1.6%，均创历史新高。WTO数据也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速较全球平均出口增速高2.8%，国际市场份额较2018年提高0.3个百分点之后13.1%。2019年全年我国仍然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在贸易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贸易伙伴结构也进一步得到优化。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是有可比统计的1997年以来的首次。2019年，中国对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进出口值增长8%；对东盟进出口值增长14.1%；对第四大贸易伙伴日本进出口值增长0.4%；在前四大贸易伙伴中，唯独对美国进出口值下降10.7%。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值更是显著增长10.8%，高出整体增速7.4个百分点。结合近年来正在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欧自贸协定等来看，中国正通过深耕亚洲，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规模，扩大外贸朋友圈，实现“外贸多元化发展”。“外贸多元化发展”将在不断增强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中国经济应对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韧性。这也是我国实现外贸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综上，虽然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签订有助于缓解双边不断加码的关税税率，有利于稳定全球市场信心，降低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更有利于中美经贸复苏式增长。但考虑到中美博弈的长期性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我们不能过度解读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在解决中美经贸问题乃至中美关键领域矛盾（例如，301调查报告中质疑中国的国企、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体制特点）中的作用与意义。加之美国大选年临近及现任美国总统信用违约的历史，在第一阶段协议执行的两年内，中美经贸关系依然存在反复的变数。更进一步，考虑到第二阶段谈判的困难程度，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