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如何客观看待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就曾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高速增长，80%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然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影响机制既包括对现有工作的破坏与创造，还包括对现有工作岗位的调整，尤其是对现有工作方式的重新组织。这两方面的影响对雇员、雇主及家庭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技术进步的发展速度与影响范围一直饱受争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尽管理论界对技术进步有利于促进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长期潜在经济增速有着广泛的共识。但近年来，以数字经济为内容的新一轮技术革命[1]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越来越受关注。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指出，现在技术进步未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现实冲击，但有别于以往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影响，此轮技术进步浪潮可能已超过“临界值”，使得经济社会的“技术失业率”在不久的将来或呈增速上升趋势。反对的观点认为，此轮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要大于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技术创新对现有就业岗位带来冲击，但此类负向影响并非不可避免。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取决于社会选择与政策行为。因此，就业丰富型数字经济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2]

可见，有关新一轮技术创新对未来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未形成定论，加之发达国际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技术创新领域存在巨大的跨国差异，因此，厘清或归纳此轮技术进步的关键性问题，可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及政策制定奠定基础。

尽管技术革命最终可能会促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技术进步通常始于“节省劳动力”的效率增长（即裁员）。这种提高技术效率的速度往往较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的机会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革命往往最先表现为工作破坏，而技术进步对就业岗位的补偿行为通常是以更慢的速度进行的。因此，历史上，技术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一直是反对者的主要关切。早在1930年，J.M.Keynes (凯恩斯)就将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称为“新疾病”（a new disease），并引入技术失业概念，即，节约使用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超出了其能带来新就业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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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9年成立以来，国际劳工组织（ILO）就有关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跟踪研究，产生了三份有影响力的报告：第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ILO研究有关机械化和自动化发展（即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使得工人的工作可以用机器进行的算法进行编码）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报告指出“过去的经验没有理由认为技术创新导致全球就业量下降。相反，它表明，这些创新虽然可能会导致部分就业领域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却导致其他领域的就业增长”（ILO，1957）。第二，有关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冲击的悲观情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断加强，出现了“自动化恐慌” （Automation Scare），ILO在1972年的国际劳工大会（ILC）上讨论了“自动化和其他技术发展对劳动和社会的影响”，讨论结果否定了“自动化恐慌”的悲观论据，加强了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正面影响的结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对“自动化失业”的担忧促使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担忧并没有发生。第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技术创新得到进一步推动，并呈现周期性上升趋势。同时，全球就业总量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有所增长。OECD数据显示，1960-2015年，OECD成员国就业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左右。事实上，ILO“世界就业报告”（1996，2001）也指出，总量数据并不支持对大规模技术失业的恐惧（“工作的终结”）。[1]

第四，技术进步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有助于提高产出并增加就业岗位。Acemoglu和Restrepo（2016）[9]研究指出，技术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转化为更高的工资收入与更低的价格，即产生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并促进产出增长。同时，技术进步导致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企业利润，从而刺激投资，促进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这些效应有助于弥补其导致的就业损失。

第五，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工时的下降，从而增加了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例如，有助于创造体育，健康，娱乐，旅游，音乐，电视，电脑游戏，餐馆，博览会等方面的相关就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新生产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收益的分配对于确保购买力和需求的增长至关重要。

若以上机制成立，则技术进步替代了岗位，而不是工作本身 (“Technology eliminates jobs, not work”)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对不同国家就业市场的破坏与创造过程并非同质。经验证据表明，各国在促进技术创新的投入、数字化发展和融入全球价值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表现各异。(Timmer et.al, 2015; Graetz & Michaels, 2015) 例如，德国机器人使用率高于美国，但其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程度远低于美国。可见，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还受到非技术进步本身的因素影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短期就业流失产生“补偿效应”，但市场并非真空，其创新能力又为新的经济活动配置资源。学会并适应市场竞争已被证明是产品创新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决定因素。(Cheon，2014；Nübler, 2014; Paus, 2014)

上文分析表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结果可能并不像一些悲观观察家所暗示的那样消极。技术创新对就业创造具有很强的正向溢出效应，然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积极结果往往取决于公共部门如何处置一些关键性问题。具体包括：

第一，即使总就业人数增加，我们如何能够避免破坏好工作和创造不好的工作岗位。Gordon（2016）研究指出，“计算机时代造成的问题不是大规模失业，而是好的、稳定的、中等水平的工作逐渐消失，并且这些工作逐渐从发达国家外包到发展中国家”。

第二，如何制定有效措施，降低短期技术进步对工作的破坏程度，减少技术进步的负向溢出效应。这不仅仅是市场的职责，也需要依靠公共部门的政策努力。

第三，技术变革是长期的浪潮，生产力提升的创新，以及由创新导致的就业破坏阶段之后是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阶段，即进入Perez（2013）称之为“创造就业的黄金时代”。然而，市场无法自动实现这一转变。历史表明“创造就业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社会的选择，受到公共部门政策的影响，需要通过促进社会转型与政策引导来实现。这本质也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Nübler，2016）。Perez（2013）根据其所构建的历史分析框架指出，当前各国正处于他们需要做出社会和政治选择的转折点，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和发展新的机构，以推动新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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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成功实现赶超战略的亚洲国家，通过实施产业，贸易，投资，教育，培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等系列政策，成功实现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向高科技行业和高劳动力需求弹性行业的转型。许多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却一直无法走出就业两极化或“空洞化”矛盾。最近的经验再次表明，亚洲国家通过嵌入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促进了本国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有助于吸收发达国家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就业转移，而拉美国家则采取了降低经济复杂性的策略（Nübler，Kümmritz和Rubínová，2016）。

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成果收益应被广泛分享，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集中发展趋势会在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同时抑制社会整体消费，从而制约潜在经济增长。鉴于此轮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长时间复苏乏力，叠加“技术性失业”矛盾或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进而打击全球经济复苏。为此，为缓解技术进步下的生产率发展不均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矛盾扩大，各国需要就此进行政策协调。

全球不平等矛盾的增加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包容性发展带来挑战，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治理机制，包括二十国集团在内的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就此矛盾进行研究，并致力于达成解决这一分歧的全球共识。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推动下，二十国集团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矛盾，并从不同视角提出解决方案。例如，在2016年杭州峰会期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首提包容性增长，2017年德国汉堡峰会进一步提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韧性，2018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关注“未来工作（Future of Work）”，2019年日本大阪峰会提出健康全民覆盖，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多边机制致力于解决全球化与不平等矛盾，促进社会包容性增长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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