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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全球合作应对经济衰退较2008年困难。一方面，此次经济衰退的应对叠加疫情防控措施。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所指出的，在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有效应对疫情需要对内采取高强度的普遍隔离，对外采取限航与封锁边界等极端措施，客观效果类似于保护主义。这与应对经济衰退需要全球进一步开放合作的诉求相斥。另一方面，虽然针对疫情危机与股市波动的双边与诸边合作已在小范围内展开。例如，中国与友好国家开展双边防疫合作；G7货币互换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金融安全网。但截至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间依然缺乏实质合作。中美关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与俄罗斯的石油减产矛盾（详见前篇“维也纳联盟减产之争与全球股市动荡”），英国脱欧谈判困境，及长期增长低迷导致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等因素依然是横亘在全球“合力”应对疫情与经济双危机的难点，而3月26日二十国集团计划召开的领导人紧急特别会议（视频会）为缓解部分困难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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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美两国缺乏长期务实合作内容以增强双方共同利益与对话基础。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合作的典型案例是合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长期挑战。国务委员杨洁篪曾在2018年指出，气候变化合作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意义在于，它为两国探索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模板，也为中美通过合作共同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动力。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醉心追求经贸领域的短期利益，使得中美合作缺乏长期内容。纵观特朗普上台之初对中美对话机制的重构，相对对抗程度较大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等三个机制，社会和人文领域的对抗较少，更容易形成长期务实合作。然而，从2017年4月中美首脑在海湖庄园确立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到同年9月29日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发布至今，两国在社会与人文领域特别是推动双方医疗卫生机构合作方面的行动寥寥无几。虽然此次Covid-19疫情为两国在社会与人文对话机制中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长期合作提供了内容，但随着白宫为掩饰疫情应对不利导致国内不满情绪上升而采取的“污名化”战略，以及我方强势回应下双方口水战升级，使得追溯病源这一当下并不紧迫的矛盾成为中美公共卫生领域合作，乃至全球合作应对疫情与经济双危机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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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主权债务警报依然没有解除，经济长期低迷增长使得欧洲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疫情爆发导致的经济衰退有可能成为压垮欧洲一体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经济方面。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及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以及俄欧冲突、英国脱欧、叙利亚难民危机等政治事件影响，欧元区经济自201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均值1.3%的低位徘徊，挣扎复苏。特别的，2016年1月以来，欧央行一直维持基准利率零值水平，使得货币政策长期透支，加之债务危机后低增长导致财政状况窘迫，欧洲经济复苏之路困难重重。在此过程中，欧洲银行依然持续购进欧元主权债券。截止2020年1月，欧元区所有期限未偿还债券余额中，欧元债券占比约为85%，由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占比超过42%，甚至高于2011年欧债危机期间37%的平均水平。欧洲银行大量持有本国主权债会使银行系统愈加依赖政府的良好表现；反过来，政府也会依赖银行的需求出售国债，任何一方情况变糟都会导致“恶性循环”。在社会方面。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欧洲经济不平衡的繁荣，还带来了欧洲民主政治的困境。2015年难民危机及随之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给因欧债危机抬头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借机宣扬反移民、反欧盟言论的机会。意大利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党与极右翼联盟党是欧洲民粹政坛中的标杆。虽然2019年9月初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通过首轮议会信任投票，使得意大利民粹联盟乃至欧洲民粹主义出现短暂退潮，但这并未能改变欧洲社会不同群体割裂日益严重的矛盾。新冠疫情的爆发再次给本已脆弱的欧洲经济社会蒙上一层阴影。若欧洲面临疫情考验无法守望相助，更有甚者出现如德国截扣瑞士口罩等恶性事件。疫情过后，说不定下一个提出脱欧公投的就是受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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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使得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可能迅速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安全危机，构成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19》指出，全球传染病暴发频率一直在上升：1980—2013年期间，共有12012起记录的疫情，影响至少4400万人和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WHO）平均每个月都会追踪7000个潜在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并产生300个后续行动、30次调查和10次全面风险评估。另一方面，新发或再发传染性疾病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传染性疫情的暴发必将导致全球性的经济损失。有估计显示，传染病疫情大流行将导致年均全球GDP损失0.7个百分点或5700亿美元，其威胁程度甚至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估计相近。除此，对那些经济欠发达的脆弱国家而言，一次较大范围的传染病疫情或对本国、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例如，2014年9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围绕西非埃博拉疫情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专题评估西非疫情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威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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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二十国集团应在疫情与经济双危机应对中发挥更大作用。传染病疫情防控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也是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过后，往往较容易凝聚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健康共同体。当前新发的Covid-19疫情已构成对全球经济增长与人类健康发展的重大冲击，亟需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一方面，加强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在经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后对加强国际传染病疫情防控具有现实需求，美国亦将传染病流行视为国家健康安全的四大威胁之一，并长期主导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另一方面，加强多边合作而非双边、诸边合作以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疫情挑战与经济衰退风险符合全球利益。在此过程中，作为2008年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成立的二十国集团应发挥更大的协调作用。历史上，二十国集团多次就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发表声明。例如，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发表了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声明，号召所有国家同G20一道动员资源，为应对传染病威胁做好国家、区域和全球准备。2016年G20杭州峰会呼吁建立一个强大和有韧性的卫生体系，以应对当前和突发全球卫生的挑战。现今，在面对双危机背景下，26日计划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为中美、沙-俄等主要成员国管控分歧开展包括公共卫生与经济领域实质合作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