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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推动增长和平衡并重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29日来源：点击次数：次【打印】

2020年各国政府专注于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政策目标集中在推动经济总量上升。

2021年4月10日，阔别两年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回归。

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PBCSF）主办、京东科技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和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CFD）承办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1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在27个平台全网直播，受到近百家媒体瞩目，直播观看人数超千万。

本届论坛以主旨演讲+圆桌讨论两部分组成，采取线上参会、全网直播的形式，让观点交流、思维碰撞畅通无阻。论坛邀请到二十余位重量级嘉宾相聚云端，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后疫情时代的货币和信用、碳中和与宏观经济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主持。

朱民院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原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其主旨演讲中表示，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应推动增长和平衡并重，并多次强调结构与质量高于总量。朱院长认同肖主席提到的经济分化的问题，2020年各国政府专注于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政策目标集中在推动经济总量上升。但疫情及其后果造成了结构性的经济活动不平衡，也对我国过去十年国内经济增长的大格局产生结构作用。相对总量，2021年的政策应当偏重结构性恢复，三个比较大的抓力表现为：一，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想象，会改变需求、改变供给和改变金融。二，2060碳中和不但是能源革命，还是技术革命。中国面临的转型的挑战比欧洲要大。三，数字化转型，数字变成资源和资产，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禀赋，重新定义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三个背景下，宏观政策面临三重任务：修补过去的不平衡、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面向未来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范式的转轨。这是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现阶段保持宽裕的流动性还是很重要，但2021年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朱民院长发言中

以下为发言全文（未经嘉宾审阅）：

首先感谢建东组织和主持这个活动，我也借此机会以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名义对所有参会嘉宾和在线观众表示欢迎和衷心感谢！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各路英雄齐聚五道口讨论天下大事！

我想沿着肖主席刚才分析经济分化的思路，讨论一下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我认为今年的政策应该使增长和平衡并重。

一、疫情引发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

从近年来看，全球宏观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总量，也要看到结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方向和变量。2020年，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走出疫情，推动经济反弹，所以，总量是当时的主要政策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推出史无前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为了控制总量，使经济反弹。

2020年年末，全球经济出现-3.3%的衰退，衰退背后更多的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的不平衡。这和以前的很多危机有所不同，因为疫情冲击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居民和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刚才肖主席提到国家政策不一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一样。各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很大。最典型的还是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它们的差距几乎要变成永久性鸿沟，而且在拉大，这个现象在意料之外，也很令人不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了2020年-2022年的整体预期损失，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人均损失20%，发达国家的人均损失只有11%。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拉美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整体恢复情况相对弱于发达国家，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是前者的财政刺激政策力度较小。发达国家的刺激规模总体占到财政的12%以上，新兴经济国家的财政刺激占到8.6%左右，发展中国家只有5.6%左右。它们没有财政空间的重要原因是自己的货币没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储备货币地位成为影响经济刺激政策空间和经济反弹速度及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个全新且特殊的现象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的发展。

经济不平衡反映在方方面面。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实体经济衰退了3.3%，但美国资本市场反弹非常强劲。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同步也表现得很清楚，由此反映出低收入、低技术的年轻人、妇女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劳动力受到的影响。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几乎有近1亿人重新回到赤贫境地。现在看来，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结构变化，国内产业之间以及不同就业人群的变化也特别需要引起关注。

从大的格局来看，中国经济在2020年强劲反弹2.3%，是世界上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国。这个成绩相当了不起。在2.3%背后，我们看到经济活动不平衡扩大的趋势已经变得很清楚。从总供给侧来看，工业反弹很强，服务业反弹很弱。比如旅游业是价值6.6万亿元的大产业，跌了近60%，餐饮业也是价值近6万亿元的大行业，跌了三分之一左右。疫情对需要和人密切接触的服务业冲击很大。从总需求侧来看，去年国家投资做出很大贡献，投资占到整个GDP的52%以上，进出口占到GDP的13%，消费的贡献率很低。

我们过去十年的基本发展趋势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中国在走向服务经济，所以服务的占比一直在逐年上升，制造业和工业的占比在2012年和2013年达到峰值后逐渐下滑，而且以消费为主推动经济增长和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大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在2018年和2019年，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高达60%和70%左右。双循环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脚点就是国内市场，但疫情对根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趋势产生了逆向冲击，这就需要考虑我们的方向应该怎么走。

从工业内部来看，制造业反弹比较强劲，但是，制造业反弹推动上游反弹更强劲。所以，工业内部也产生新的分化。在疫情的影响下，制造业内部大企业的反弹远远强于中小企业的反弹。这是由疫情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刚才肖主席也讲到，从区域来看，东西的差别扩大到东西加上南北的差别，这是疫情产生的一个新现象，如增长、人均GDP和收入等方面的差别。我们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别，走共同富裕之路，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很明显。年轻人、低技术人员、短期工人和农民工受到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农民工。农民工在2020年的入城人数急剧下跌，导致整体收入差别扩大。这些现象都表明经济活动出现新的结构性不平衡，对我们过去十年的政策导向产生逆向作用。

站在2021年，当我们强力推进经济反弹和恢复，特别是结构的恢复，再平衡就变得特别重要。

二、中国进入新的经济结构转换期

除了疫情造成结构性的经济活动不平衡，站在2021年的起点上，我国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转换期。我可以列出三个比较大的结构性变化：

第一，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的65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2%，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到了2035年和2050年，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会大幅提高。如果用2050年的人口结构和今天的人口结构相比，那么到了2050年，60岁年龄段的人口会增长8000万，70岁年龄段的人口净增1亿，80岁年龄段的人口净增8000万，60岁以下的年龄段都是人口净减，特别是40岁年龄段的人口净减8000万，20岁年龄段净减1亿。

老龄化和长寿化的结构变化是巨大的，从根本上改变了需求和供给，也改变了金融，因为未来养老保险会变成很大的事情。举例来说，日本是老龄化最早的国家，从它1994年到今天的数据来看，制造业、建筑业和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是萎缩的，只有医疗、科技、通讯这些行业的经济占比在增长。

第二，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这是总书记在联合国郑重承诺的。碳中和是能源革命，涉及到环保和排放，但远远不止这些。煤消耗占到60%以上，把煤降到6%左右需要进行技术革命。从根本上走向绿色发展，发展方式和发展范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会由此告别工业革命以来以石化燃料为基础的西方工业发展轨道，开始走上绿色为主的发展轨道。这是前所未有的。

欧洲走“碳中和”道路有几个相对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人均GDP水平很高；第二，服务业占比很高，达到70%以上。服务业的碳排放很低；第三，增长速度很低，在2%左右。在低增长、高服务业的情况下，碳排放很容易达到峰值以后往下走，而且从1990年到2050年有60年时间，空间比较大。

相较而言，中国既要增长又要减少排放。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金，要想增长就要消耗能源，而且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只有40年，时间比较紧。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技术路径不受影响。以车为例，我们规定到了2030年，电动车的占比要达到40%.与车有关的另一个科技路径是氢。氢能源可能会发挥很大作用，如炼钢。这种巨大的结构变化和产业变化，会重塑整个制造业，促使整个经济活动和人的活动产生变化。这是新的发展范式，会带来新的均衡。

第三，数字化转型。疫情意外爆发，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并且转变成科技摩擦和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又演变成全球竞争。当然，我们别无选择，需要走自己内生的科技创新发展道路。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通过经济数字化来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用科技手段有效化解我国经济走到1万美元以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战。

现在数字化进展非常快。很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都实现了数字化生产。三一重工的重型设备上APP。美的等家电制造业实现了流水线智能化，发展的非常快。一台美的空调的劳动力成本只有10元。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整个数字化过程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数据变成资源，科技能力和算法变成劳动生产率，这个国家的竞争地位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的人口多，是数据大国，而且中国的上网人数达到7.8亿，全球排名第一，用的流量也多。我们分析中国现在人均月流量是9GB，比OECD国家的人均月流量高出50%。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流量大概会达到100GB/月。很多人指出我这个预测可能比较保守。

我国还在大力推进物联网。去年物联水平达到10亿级，和OECD国家总量相平，10年以后会达到100亿级。人和物同时在产生数据，数据变成了资源，而且正在变成资产。两个礼拜前，北京成立了北京国际数据交流中心和北京数据交易联盟，开启了数据走向资源、数据走向资产的重要方向。这些都是未来巨大的结构变化，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核心竞争力，重新定义国家的资源禀赋，重新定义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三、2021年的宏观政策应该更注重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

如果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的话，那么当下我觉得宏观政策确实特别重要。

第一，毫无疑问宏观政策的目标是继续走出疫情危机，推动经济增长。去年我国已经初步走出疫情，今年的定位是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在走出疫情的阶段，要迅速止住危机，然后才是在新基础上考虑可持续未来的发展。中国整整领先全球经济复苏一个周期。

在这个阶段，经济总量不重要，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很重要，因为它们是打造新基础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客观上已经对经济结构制造出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补疫情造成的结构性不平衡，譬如产业之间的不平衡，虚拟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就业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等。刚才肖主席也提了很多。我们要修补这些不平衡，回到我们自己的结构和发展基础框架，不能由此形成一个持久性的伤痕。我们分析了历史上过去近百年的各种危机。政策上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度关注总量而忽视结构，以至于疫情或者危机变成结构变化的转折点，制造出持久性的伤痕，需要后来花相当长的时间修补。

2021年的政策要更偏重结构，修正疫情造成的结构不平衡，与此同时，还要面向未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问题，看到“碳中和”发展范式带来的巨大改变，看到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推动整个经济朝这三个方向走，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永久性、绿色、可持续、新的发展轨道上。这等于是三重任务，要修补过去的创伤，要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还要面向未来的结构优化和整个经济增长范式的转轨，这是今年宏观政策最大的挑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到6%以上就很好，没有过分强调总量和数量，而是看到了结构和质量的重要性，迈出了特别重要的一步。剩下的就是政策发力要求会更加困难。就央行货币政策而言，全球都在继续刺激宽松和开始收紧之间转换和犹豫的阶段，市场也在不断变动，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较大波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宽裕的流动性还是很重要。中国利率水平已经开始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快于国际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速度，所以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宽松，支持流动性很重要。

在这个大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变得特别重要，因为财政历来是调结构最有力和最关键的工具。结构调整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大块是修复疫情危机造成的新的不平衡，更大的一块是面向未来调整结构，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所以在2021年这个节点上，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力度非常重要。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次疫情中采取了理性、合理的刺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跟国际水平相比，都是中等或中等偏下，既看到我们已有的高债务等风险，也看到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精准滴灌的办法逐渐推进，提高了它们的效率，又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留出空间。总量不是今年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

2021年一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它是“十四五”的起点年，是中期计划的起点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年，所以今年及今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打下基础，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也就变得格外重要。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而且更多地关注结构，推动结构平衡，引领结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

我就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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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推动增长和平衡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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