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于2018年12月9日上午出席了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关系论坛。论坛邀请到了哈佛大学教授、前费正清东亚研究院院长傅高义教授做主旨演讲。鞠教授以自己在美国二十多年的经历讲述了有关美国中部民众的几个小故事，并提出“与美国智库相比，中国需要更专业和系统的研究”。
以下为鞠建东教授发言全文：
我的理解周教授是说改革开放是压舱石，智威和王卫博士都说中美会有趋同的趋势，童晖博士提到了几点，很有意思，在制定的政策中人的想法很重要，但人的想法不一定完全理性。即使你有感情因素，很希望中国加了税之后就能提高美国的就业，但可能数据告诉你不是这样。
我也想谈谈我自己的体会，我几乎不去谈过去的经历，但今天傅教授到我们清华来，我也挺感慨的，我想谈谈自己的情况，也讲讲自己的看法。
我1990年从清华去美国，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了5年的书，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教了20年的书，在美国待了25年，2014年回到中国。我大概1993年拿到绿卡，拿了22年的绿卡之后，2015年又把绿卡交还给美国，所以我现在完全是一个中国的教授。
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1990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真先进，停车场里都是汽车，当时超市里的物品非常丰富，就觉得美国太好了。一开始稍微有点不适应，就是觉得美国太好了。
第二年的时候，觉得美国哪儿都不好，这也不方便那也不方便，人家讲叫文化震荡。再过五年，慢慢的适应下来，觉得美国还不错。到十年以后，我慢慢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真的很像，各个方面都很像，比较务实、现实。当然也有不像的地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刚才傅教授谈到最近特朗普在美国当政代表了美国的中部，我在俄克拉荷马待了20年，工作了20年。俄克拉荷马是典型的中西部，牛仔之乡。所以我想用自己几个例子，谈谈俄克拉荷马人和美国东西海岸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视里会讲，看这个女孩是从俄克拉荷马来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个女孩傻里傻气、土里土气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俄克拉荷马很多年来是最坚定的对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我去欧洲访问的时候，我说我从清华去没有人问我，我说我从俄克拉荷马去，他们马上就来问，你们那些红脖子在干什么事。
我想谈谈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美国中部民众一些文化的故事。我想讲三个故事，谈谈我的理解。
第一个故事，我去俄克拉荷马工作，很快因为身体的原因，请了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来帮助我。这个老师是拿美国政府的补贴的，我当时已经工作了。按当时项目要求她每周来8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讲得很清楚，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每天两个小时。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母亲身体很不好，她就很忙。我说这样吧，你就不要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来8个小时，你就星期六来4个小时，星期天来4个小时好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她无论如何不同意，她说不能做。我问她，我说这件事没人知道。她告诉我，因为她来帮助我，是要有许可证书的。如果不按照项目的时间表，来做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而自己调时间的话，她的证书很有可能会被取消。
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例子，你们会说很多美国人不作弊，实际上美国的学生考试作弊的也很多。但是作弊的惩罚是非常严厉，被发现了成本很高。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我想谈谈我的同事，他是个教授。他经常到香港到大陆来，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我去的时候还是1995年，我就问他，我说你对中国什么印象，他说中国很多人骑自行车，自行车后面绑的架子是放煤球架子，这是他对中国的印象，大家都骑自行车，后面绑着煤球到处跑。我说ok，这是1995年。10年以后我再问他，我说你对中国什么印象？他说还是很多自行车，然后绑着很多煤球。我说不是这样了，我们有很多汽车了，他说不是，中国还是自行车多，中国就是自行车多，自行车后面绑着煤球。20年以后我问他，他还是跟我讲这个，自行车后面绑着煤球。我用这个故事也想跟你们讲，我不知道东西海岸的美国人怎么样，中部的人很固执，经常固执己见，不容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是我第二个故事。中部一般老百姓很少出国，甚至不怎么出小镇。美国就是全世界，美国是世界第一，要是听说哪个国家比美国好，他会特别的生气。我说中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已经有很多汽车快赶上美国了，我说我发现中国的高速公路比美国好，他特别生气。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故事，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个教授。他经常跟我讲，他说他很紧张，我说你为什么很紧张。他说他控制不住要占小便宜。他跟你吃个饭，你付了钱他就很开心，他说控制不住。他是教授，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他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晚上9点以后要学3小时的《圣经》。我说你为什么要每天晚上花3个小时学《圣经》？他说他读到第3个小时的时候就不紧张了。第二天白天又开始紧张，晚上再回去读《圣经》，他就这样一个循环。即使像俄克拉荷马大学城这样的小镇，95%以上的人，星期天一定会去教堂。所以，中部给我第三个印象是大部分人会去教堂，甚至在我们学校所在地，也是大部分人会去教堂。我就用这三个我自己的例子和自己的观察，理解美国中部这些人的事例。但你回过头来，想想，中国中部的人是不是也有类似这些现象。说到中国不好我们会特别生气，也非常纯朴愿意帮助人。在第三点上，那么强烈的宗教信仰上，可能跟美国中部确实不一样。我就用这三个例子谈谈我个人的观察。
以下是鞠建东教授回答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双方的角力，实际跟背后的智囊团有很紧密的联系。因为所有的嘉宾在中美都待过，我想各个嘉宾能不能简单谈一下，在我们智囊团跟美国的智囊团队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或者后续科技教育等等方面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第二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世界老二采取的策略实际有路径依赖，包括我们对日本、苏联等等。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背景全球化技术进步，实际完全不一样，我想跟各位专家谈一谈，针对现在形势下，美国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策略针对于中国的策略，而避免有相应的路径依赖。因为中国也在不停的学习，也在不同的借鉴日本、苏联和德国的一些方式。
鞠建东：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第一我讲讲故事。911那天发生的时候，我开车到校园之后，忽然发现整个校园气氛非常沉闷，我听到对面一个教授在哭，我说你哭什么，他说你赶紧看电视。看到电视，看到911的楼在倒下去。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美国各个地方的大学、机关、公司都立即开始，没有人组织，没有从上到下有一个组织。而是各个地方独立的去研究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很快就做起来了。
我觉得美国决策是一个从下到上，但当下面的民意达到一个点以后，形成民意基础之后，这个行动的能力和对资源的运作是非常高效和非常快的。我觉得在中美贸易争端里，我非常惊讶的看到，美国在最近几个月里，对中美贸易关系研究迅速地组织力量，对各个细致方面进行研究。
如果从你问这个水平来讲，我觉得美国研究机构专业的精神和专业的水平，比中国智库专业水平要高很多，而且也快很多。
但是，是不是我们水平比他们差，不是，我们中国比如受到严格训练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方面的学者，成百上千的人，在人员的训练上有不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比如同样美国一个学校毕业的。但我们现有的研究体制，我觉得还没有能够高效地把我们的资源能够运用起来，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进行研究。有朋友开玩笑，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全国人民都是贸易学家，比如出租车司机，每个人都在讲贸易问题，但是你去看一看到底有几份是很专业的研究报告，很少。但是在美国，专业的报告很多，各个机构拿出来都是专业的报告，都有数据、框架分析，我们这儿很少。
智威你们做过一些数据分析，我们做过一些数据分析，我们一直在系统性的做数据分析。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们中国是特别特别地需要非常快的来组织资源，进行专业的研究。
因为，无论怎么样做决策，只有专业的研究、系统的研究，才可以避免双方的领导人不出错误。没有专业的研究，如果只是从直觉、个人的感情出发，去做决策是有可能犯错误的。
观众提问：您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经济结构体系转型，所带来的原有要素禀赋，与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中国将劳动密集型，这样失去比较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余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您又是怎样看待，广大中国发展中国家，对于学习中国道路的热情非常的高昂，以至他们的自身发展。
鞠建东：这两个问题我起来好像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中国现在而言，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对于全要素生产力而言，我们有两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去看我们的数据里面，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大概是美国的20%、30%，但是过去的数据表明，什么使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非常快呢？主要是两条。
第一，开放。即使不是通过实体贸易，通过开放本身，你也可以学习。
第二，制度改革。对中国而言，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两条特别重要。
1、继续开放，非常支持周皓教授的观点。
2、尽最大的努力，试图去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能够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情景，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观众提问：您刚刚讲到了关于美国中部人的固执，我想了解一下全美比例多少？这种固执在现有的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更犀利一点，在美国全民对抗中国的这种局面下，这种固执是否会加深整个中美贸易之间的贸易壁垒。
加上这几天在听你们的会的，很多嘉宾给到一些意见，我们不应当主动对抗，好像整个中国呈现出一种随时准备打仗的样子，应当与美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国家从民众到上层都保持看上去比较良好的态度，是否会导致我们民众到国家都没有做未雨绸缪还是一便山河大好的模式，这是否会让我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不占优势。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发生所谓经济危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鞠建东：第一个问题我自己的理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有的国家都有，我们以前经常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民族主义，尤其阿拉伯这些国家有民族主义。
但实际我个人理解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爱国主义的教育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现在学习美国了，以前没有的，美国所有重要的球赛，大学的橄榄球、篮球、足球，所有的重要球赛没有体育总局下指示，但是所有重要球赛在开始比赛之前，一定是起立、奏国歌。
所以，我觉得爱国主义所有的国家都有，而且美国的爱国主义，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是非常强烈了，这是第一个。
中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确实非常不一样，同时我也认为，美国这个民族和中国民族也一样，大部分情况下是理性的，相对来说是理性的。我个人的担心和傅教授类似，虽然即使是在美国的60年代，也并不是大部分美国人仇恨中国。
但有可能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对抗的情形下民众之间的情绪有可能被放大，有可能一定时期里会超越理性，带来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所以，我很同意傅教授的看法，中美两国精英、中美两国的人民保持理性，保持舆论和看法的多样化，包括国际组织保持看法多样化和理性，在今后几年里对中国、美国和全球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