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办的“2022国际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学术研讨会圆满举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谢红军出席由CIFER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冯路主持的绿色贸易分论坛十一，分享其与合作者（见下图）题为《ESG的出口效应：探索中国式贸易转型之路》(The Export Effect of ESG: Exploring the Way of Chinese-style Trade Transformation）的文章。
谢红军，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南开大学博士，受留基委资助参加康奈尔大学联合培养项目，主要研究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尤其关注跨国公司金融问题。已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Economic Inquiry、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篇。担任系列国内外重要期刊的匿名审稿专家。目前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谢红军
该文基于策略性ESG视角，采用内嵌ESG决策的多国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了企业ESG对其出口的影响。消费者对高ESG产品的意识与需求以及企业间存在的ESG能力差异，促使ESG能力较高的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扩大出口规模和目的地范围方面拥有新的竞争优势。实证上，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出口数据，该文不仅证实了企业ESG能力对其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目的地范围扩张解释了近80%的出口规模变化。机制分析显示，国际市场对ESG能力下降企业的出口惩罚机制占主导地位，而对ESG能力提升企业的出口奖励机制相对较弱；产品层面的证据表明，出口促进效应同时源于ESG对产品价格、数量和质量的三重提升。此外，中度污染、高国有化程度、高契约密集度、高技术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在某些方面更加依赖ESG。这一系列发现深入揭示了ESG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提供了一条贸易高标准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成本优势推动出口贸易融入全球经济以加快国内发展是一条成功的改革经验。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共同富裕以及企业良治等社会责任议题的兴起，依靠低成本竞争的出口模式正面临来自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方面（ESG）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的加速布局和演变，导致ESG问题不再仅限于企业自身或本土范围，而是沿着生产链条不断扩展延伸。跨国公司因受到政府政策、制度压力与消费者意识驱动，对其供应链的责任审查日趋频繁，不符合ESG标准的出口企业被剔出供应链的风险陡增。在此情境下，出口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以及采用ESG策略能否有助于克服成本劣势与社会责任压力成为稳定出口规模、促进贸易转型的关键问题。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ESG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都未形成一致的答案。该文的贡献主要在于：1.从理论和实证上系统揭示了ESG对企业出口广泛而积极的影响。2.对潜在作用机制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ESG促进出口的内在逻辑。3.该文的系列结果对于推进国内企业出口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该文首先按照McWilliams & Siegel（2001）的观点，基于策略性ESG视角下的成本—收益框架讨论ESG决策问题，并据此建立了一个多国异质性企业模型。并通过在效用函数中纳入ESG因素，明确考虑了消费者的ESG意识和需求并作出了推论定理：1.若给定企业生产率，企业的ESG能力与产品的ESG水平正相关，且存在企业ESG能力的临界值μ*，使得ESG能力低于μ*的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ESG能力高于μ*的企业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还将出口。2.给定生产率，企业ESG能力越高，出口额越大。3.给定生产率，企业ESG能力越高，出口国家越多。4.在对称的市场进入成本下，若国家需求规模服从帕累托分布，则企业出口额与出口国家数量成正比，企业ESG能力对总出口额的影响全部被目的地扩展边际吸收。
该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估计的结果初步证实了理论分析给出的四个定理。结果显示，企业ESG能力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而且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出口规模；从规模分解的结果来看，规模的增加主要是因为ESG能力帮助企业拓宽了出口的目的地范围，且该结论在同时解决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在供给端，更高能力的ESG企业能够以更低的ESG投资成本生产产品。对企业而言，ESG投资成本与出口的市场进入固定成本之间是相互替代的，从而高能力ESG企业愿意付出更高的市场进入固定成本向更多国家出口，使得出口国家数量上升。另一方面，边际递增的ESG投资成本意味着出口具有规模效应，向每个国家出口的边际收益随着出口国家数量上升而提高，这会从需求端激励企业提升ESG水平，并使企业的ESG能力与总出口额及出口国家数量（目的地扩展边际）之间正相关。
针对ESG影响企业出口的潜在机制，该文首先区分了ESG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是来自国际市场对ESG下降企业的惩罚还是对ESG上升企业的奖励。该文将ESG评级为A―AAA的企业定义为高ESG（H）组，其余的为低ESG（L）组，并根据企业上一年和当年的ESG状态变化将观测值分为四组：连续两年始终为高ESG组、由高ESG降至低ESG组、由低ESG升至高ESG组和两年始终为低ESG组，并生成对应的虚拟变量HH、HL、LH和LL。以HH为参照，将HL、LH和LL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发现，ESG能力下降企业的出口显著减少，而ESG能力上升企业的出口只有微弱增加。换言之，出口惩罚机制占据了主要位置，而奖励机制则比较弱。其次，该文利用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着重剖析了价格和数量机制，分析了ESG的出口规模效应的原因。
该文换用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出口样本数据，将出口规模分解为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两部分，对企业ESG能力如何影响产品出口数量和价格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ESG能力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较高的ESG能力不仅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还同时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数量。这些发现揭示了企业ESG出口效应的“高价格―高数量”双重机制，既缓解了因ESG的生产成本效应引发的担忧和疑问，也为企业寻求转变低价竞争的出口模式提供了实证支撑。再次，在检验ESG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时，该文同样证实了ESG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
该文参照Khandelwal et al.（2013）的方法计算了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然后以出口产品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此外，该文还利用出口产品价格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值估算了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出口价格，以其衡量成本效应并进行了类似的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企业ESG能力对出口价格的正向效应主要来自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且企业ESG能力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的发现为破解ESG的生产成本担忧提供了新的依据。企业ESG能力确实有助于企业向“高价格―高数量―高质量”的高标准贸易模式迈进，有利于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该文总结了三方面的潜在机制讨论，发现了国际市场的惩戒压力是诱使企业采取ESG策略的重要原因。这种策略转而通过提升出口产品数量、价格和质量，显著扩大了企业的出口规模。
该文还针对行业污染密集度、行业国有资本参与度、行业契约密集度和行业技术密集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度污染、高国有化程度、高契约密集度、高技术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在某些方面更加依赖ESG能力。在出口转型的过程中，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正是转型的主力部队，这进一步突出了ESG策略的重要性。
最后得出了文章的结论：在给定生产率的条件下，ESG能力是企业出口市场参与和出口规模变化的关键决定因素。该文认为，采取ESG策略可能是出口企业应对成本和社会责任压力，实现贸易转型的重要路径。理论和实证结果也同时表明，重视ESG策略与出口企业的盈利目标并不冲突，国际市场对高ESG能力出口企业的偏好为国内企业的出口转型创造了新的路径。该文的发现为企业以ESG为突破口摆脱“低价格—低质量”均衡陷阱，直面国内国际的社会责任压力，提供了一条中国式的贸易转型之路。
作者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对于政府而言，加大对ESG投入的融资和政策扶持，降低ESG投入成本，通过市场培育和优化，激励企业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对于企业而言，应当看到国际市场对ESG投入的回报和消费者的积极反馈，不断提高自身的ESG能力，并以之作为向可持续贸易转型的意识觉醒和行动自觉。
李海石
香港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李海石首先从文章目标、模型、和实证过程等方面总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和建议。首先，关于ESG得分的有效性，包括ESG得分是否真的会对企业环保及社会友好产生影响？这些正向或负向影响是否真的是由ESG得分的提升导致的？是供给侧的影响还是需求侧的影响？李海石老师建议作者针对具体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其次，有一些细节也可以进一步修正，如：在样本数据的选择上，李老师建议在出口商和目的地国家层面可以做双向讨论；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可以引入GDP相关变量；在模型中变量i的含义上需要进行进明确和统一。最后，李老师建议得出结论后，可以针对具体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基于国内外价值观的不同在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对文章进行进一步的扩展，为作者后续的研究引出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