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1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京东数字科技联合举办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19中国与世界经济展望”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隆重召开。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来共同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进行讨论。
图为嘉宾合影
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主持。鞠教授首先对与会的老师，同学和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且提到首席经济学家与市场紧密联系，所以在清华大学举办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能使得学术界、政策界和市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是每年三月份都会举办的系列论坛，今年的首届论坛邀请到了多位重量级的领导和嘉宾，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彭刚；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恒昌首席经济学家魏力。本次大会还有来自上百家媒体、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优秀代表积极参会。
图为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彭刚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彭刚在接下来的领导致辞环节为大家讲述了清华大学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历史。彭刚教授回顾了中国现代经济学重要的开山人物陈岱孙先生在哈佛留学毕业之后回到清华成为了清华经济学系的系主任，同时，还有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学科和泰斗都为经济学科的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那时开始，清华学子就身怀经世济民的理想。在清华经管学院，尤其是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之后，清华的经济学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彭刚教授还提出了经济学的意义在于：一，对人类社会行为最基础的研究；二，为我们当下的国计民生提供见解和思路。最后，彭刚教授提出殷切希冀：一，希望本次论坛能集中呈现嘉宾的智慧，大家共同对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自己有价值、有见识、有益于国计民生、负责任的见解；二，希望师生能开阔眼界，努力读书，保持开放的心态；三，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有中国学者甚至清华学派的贡献。
图为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蓝烨
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蓝烨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为首席经济学家们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学术思想、探讨方针政策、推动行业发展的平台。当前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风险与挑战更多、更大，对创新与变革的要求也更为的迫切。在当前的形势下，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样也是我们众多企业所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京东集团在不久前提出，我们要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我们在零售、物流、技术等等业务板块，都在通过更大力度的创新，努力进入新的增长曲线。同时我们也非常地愿意用我们企业自身的创新实践的样板和案例为行业研究提供更多元化的视角和参考。
接下来是首席经济学家圆桌讨论环节，第一个场讨论的主题是：“2019中国经济展望：杠杆率、货币政策与增长”。
图为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担任第一场讨论的主持人，他首先介绍了出席讨论的各位嘉宾，然后在发言中表示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回顾过去对于判断2019年及以后的经济形势是非常有利的。2018年年初的时候，业内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认为或许已经走出L型，开始了一个新的向上的周期，当时股市涨得很好，政府也信心十足地提出三大攻坚战，去杠杆。然而到今年年初，有一句经典的话：这可能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也可能是今后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就是说我们的L型要往下走了。2018年年初和年底的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差别源于中美关系，年初大家都以为贸易战打不起来，但是年底的时候发现希望渺茫。但沈首席依然认为有机遇期，美国和中国政府都抓住了，所以现在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可以说是柳暗花明。沈首席还谈到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发力尤其是减税大力扭转了悲观气氛，政策的放松亦扭转了股市的悲观气氛。接下来沈首席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作出了五个判断：一，中美有望达成协议；二，今年的全球经济下行形势会比去年更严峻，全球政治风险加大；三，宏观经济会前低后高，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趋于宽松；四，减税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大大支持实体经济；五，政策的刺激力度会带动股市的上扬，“逢九必涨”。
图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表示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要取决于杠杆率的稳定和改善。首先，债务比GDP 250%的比率不能从总量上判断过高或是过低，中国债务的主要问题是效率即结构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过低，居民部门的债务过低而地方政府的债务，企业债务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突出。基于这个判断，硬性去杠杆政策不可取，应该稳定并从结构上改善杠杆问题。其次，2017年到2018年的硬性去杠杆政策对2018年经济的下行起到了作用。而良性的改善杠杆率的方式是在温和的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温和的通胀、温和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杠杆率结构性的自我改善是正在发生的，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高素质增长和发展重要的条件。
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分享了自己团队的研究，指出中国的高杠杆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杠杆率的直线上升。黄益平教授根据发生过金融危机的43国、37年的数据，发现发生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总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是杠杆增速显著高于样本平均，且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增速之差、居民与企业的杠杆率增速之差也显著高于样本平均。最后，黄益平教授认为：第一，控制总量不如控制部门，意味着一刀切的去杠杆可能不如结构性的去杠杆。第二，控水平不如控增速，意味着稳杠杆可能比去杠杆更加合适。
图为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指出，债务是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缺口的工具，而如果投资回报率没有递补债务成本，就会造成全社会债务被动的累计。中国通过紧缩银根来去杠杆是有效的，但是当杠杆率公式的分子，也就是全社会债务下降的时候，很可能分母，也就是GDP也会下降，所以最后的比值，也就是杠杆率未必会下降。不过事实上因为债务的敏感性大于GDP，所以比值还是下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体难以承受通过紧货币的方式去杠杆，尤其是现在美日欧外需不景气的情况下。而且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与城镇化率很相关，我国基建开始逆周期操作，预计2019年中国杠杆率会温和抬升，并且领先GDP。
图为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做出了一些判断。乔虹博士发现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担心在去年已经从“硬着陆”问题转变成了“高杠杆”问题，担忧的点已经从近期到了长期。而且对比以前与现在，投资人的心态也出现了一个逆转：以前是离中国越远的地方，如纽约、伦敦，对中国越担心，而离北京越近的地方对中国越有信心；现在恰恰是反了过来。去年导致的对中国市场极度悲观的因素有去杠杆过度、中美贸易恶化、一段时间的国进民退和美联储加息，在今年都得到了缓和，市场情绪反转。但是其实短期内宏观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乔虹博士对2019年的宏观形势做出了三个主要判断：一，经济增速在二季度会随着政策放松企稳而后逐步回升；二，中美贸易方面前途光明，但要警惕道路曲折；三，除了中美贸易，还要在意国际政治经济中其他风险点，包括美欧日的经济增速都可能是前高后低。
图为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分享了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看法，认为：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去年中国贸易战导致的出口透支、2015-2016年经济刺激造成的后遗症都是重要因素；二，传统政策空间缩小：企业大量发行美元债体现的中国外债上升、经常项目盈余快速萎缩、2015-2016年加杠杆的一些办法现在已不再适用；三，今年经济形势的好转，有赖于税收、利率、土地、人口、户籍等非传统政策的执行。
图为第一场嘉宾讨论
在嘉宾讨论环节，周皓教授指出中国的由于城投公司、国企的存在，债务的部门划分与分析应该与国际上有所区别。黄益平教授提到边际资本产出率的下降可能会比金融危机的发生更让人担忧。伍戈指出杠杆率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这件事本身就有待商榷，合意的杠杆率没法确定，杠杆率只该是政策的约束条件而非目标。乔虹介绍了美银美林制作的中国金融状况指数，显示去年7月已经开始反转放松，并最终判断经济增速在两三个月内会企稳回升。陆挺提到他对经济复苏的时间点更加谨慎，可能会到今年下半年提升；以及分析债务还要分析内外债的具体情况。
在回答观众提问环节，对于经济能好转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的的问题上，周皓教授指出经济好转的根本动力是在温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下经济结构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自我改善，伍戈补充到城镇化也能通过房地产、基建等途径市场化地释放经济动力。在回答关于财政政策需要怎样与其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环境时，周皓教授还提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整偏向于短期，而财政政策的调整更多是作用于长期的。乔虹回答对于国开行提供贷款缓解镇江城投债务问题的看法时，提到因为主政者视角和信息与大众不同，与其评论政策是否合适，不如探讨这样的政策以什么样的火候操纵、什么时候退出。伍戈补充到地方融资平台还是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对于增量要开前门堵后门，对于存量还是要借助一些公共资源化解，但不应造成过多道德风险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对于杠杆率的上升空间，黄益平教授提出由于房地产占杠杆比重大，居民杠杆率的上升更值得关注。
第二场的讨论主题是：“2019中国与世界经济展望：贸易、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与全球治理”，这场讨论的主持人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担任。
图为清华五道口讲席教授、CIFER主任鞠建东
鞠建东教授首先提出了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观点：多元竞争的全球经济新秩序需要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当前存在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即实体经济是美欧中三足鼎立的结构，而上层建筑即全球货币体系是美元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是美国主导，这个矛盾会长期存在。其次，鞠教授指出近一年来的国际贸易冲突有一种新的趋势，即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不对称的结构性变化：全球产品市场不断开放，而全球技术市场不断保护和垄断。美国目前着手解决这个矛盾的思路是去中国化（Decouple），而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应该采取的战略是建立竞争而富有垄断的技术市场。
图为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表示全球流动性从不足到一定程度的宽松的重要拐点已经来临。当前我们面临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贫富差距加大，民粹主义盛行和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等多个问题，但挑战和机遇并存。大宗商品价格回升，通胀预期回升，新型市场资金流入，股市亦开始有所恢复，特别是新兴市场的东亚地区发展较快。姚余栋博士还展望了中国经济：我们维持今年和明年6%-6.5%的增速就能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未来十年如果保持5%左右的增速，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总的来说，全球流动性逐渐恢复宽松给中国经济带来进一步机遇，中国将迎来新常态繁荣。
图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两条主线：1. 民粹主义上台后，全球化大周期出现停滞甚至逆转，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对全球贸易体系带来冲击。过去三个月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未来一两个月内中国很可能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市场预期乐观。2019年的情况比2018年会明显改善。但从长期来看，情况并不乐观，首先是中美协议制定完成后的监督执行阶段可能出现反复，其次是中国可能承诺未来从美国大量进口，如果真的是从目前的1500亿调整到6000亿甚至更多的话，这个协议本身是对WTO准则的侵犯，也会影响中国未来产业链的外移。2.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长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开始强调支持实体经济。但长期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全球杠杆率的担忧，居高的债务水平会给货币政策施加很强的制约。
图为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
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则着重谈到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权衡和思量。常健博士判断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市场信心，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外部环境的最坏的时候都已经过去。向前展望，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压力，依然面临着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压力以及外部的中美贸易竞争和全球竞争长期胶着的状态。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将按照预期回落，以及工业企业生产面临下行压力是三个比较大的风险，在这个风险环境下，中国利率还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
图为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表示全球的经济协调性呈现持续性的下降，经济形势走向达不到预期。首先，陈首席将全球经济分为五大块来逐一分析各自的经济增长趋势，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在于增速下降，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预期，并且从三个方面解释了这是一个综合原因的结果。其次，陈首席从宏观角度阐明了目前经济形势的积极改变，包括中美贸易的积极进展、信贷总量增速加快等，整体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开口型的扩张。最后总结如下：1.全球经济开始放慢；2.美联储今年以后不加息并且9月份以后缩表停止；3.中美贸易冲突引发的问题仍未结束；4.全球会出现低通胀；5.全年美元呈下降的走势。
图为恒昌首席经济学家魏力
恒昌首席经济学家魏力表示全球最危险的一个灰犀牛就是民粹主义。首先，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整个社会上的政策偏离最优达到次优。民主制度的优点被操纵，个人崇拜得到宣扬，这样的政策下容易产生极左与极右的倾向。其中典型的例子包括保守主义倾向明显的英国的“脱欧”事件，在极右民粹主义者支持下的特朗普竞选，在意大利兴起的五星运动等。其次，民粹主义一旦出现，从中美贸易摩擦再到美欧之间，将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受到影响。最后指出，潜在的灰犀牛对我们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新旧动能的转换和今年两会提出来的“六稳”等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图为第二场嘉宾讨论
在嘉宾讨论环节中，魏力博士提出今年将由大基建项目来驱动稳定经济，同时要大力发展低杠杆率的新产业。陈兴动博士表示今年的主要目标还是保持稳定增长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调结构。常健博士指出政府希望调结构的意愿和宏观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实际落实中市场规律是占主导的。朱海斌博士表示当前的投资存量是GDP的3倍，未来投资增速会放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突出。中国未来要在保持中长期中高速的增长的前提下，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农村土地以及对应的人口户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姚余栋博士谈到中国要坚守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比较优势，同时发展高科技领域。
在回答观众提问环节中，对于美方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的的问题上，朱海斌博士回答道中国未来要主动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素市场的配置要更加市场化。鞠建东教授补充道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与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一致，但是有一些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与中方的不一致，美方想要维持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和高技术市场的垄断地位，而中方想要经济长期健康增长以及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陈兴动博士表示赞同鞠建东教授的观点并补充道中美协议的达成对中国的结构改革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可以借用外力推动改革。
接下来有观众向姚余栋博士提问道未来三五年内中国哪些产业会增长较快，对当前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姚余栋博士回答道医疗健康包括养老行业都大有可为，科创板的注册制也极大支持了创业发展。
接下来对于华为孟晚舟事件是否体现了中美贸易摩擦还在长久持续地进行的问题，鞠建东教授回答道当前全球贸易冲突倾向于技术市场的垄断，美国针对华为的行为不是个例，比如阿尔斯通的例子。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故关税提升对中国影响小，而中国的高科技领域状况会比较令人担忧。
对于外资流入是否影响A股的问题，朱海斌博士指出外资在A股市场占比较小且以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为主，未来政策一定期待不论外资还是内资，机构投资者都能占据更主导的地位。
最后对于干预民粹主义是否代表着干预它背后的贫富差距的问题，魏力博士表示我们很难控制选举结果，不仅是贫富的结构，更主要的还有民意治理问题。关注美国2020年大选的新闻会发现美国国内亦存在矛盾的激化，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主张，这些都是未来发展中的一些风险，我们统称为灰熊。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成立于2017年11月，是依托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注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及全球治理的学术、政策与企业研究机构。中心理事长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中心主任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鞠建东担任。中心以“集聚英才、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世界最优秀国际经济学者的研究与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用思想建设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