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8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4全球产业结构变革与经济展望”在京成功举办。
大会期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与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共同围绕“需求端与供给端共同刺激加快经济增长”以及“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经济是中国推进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话。
沈建光提到，新能源、人工智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支持和政策开放将是推动这些行业发展的关键。他强调，若要确保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支持方面。
鞠建东认为，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力，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实现有坚实基础的经济增长。他建议，政府应通过更为灵活的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同时，他指出，新能源行业虽短期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但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只有通过综合协调的政策，包括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中国经济才能走向持续、稳定的发展。他们特别提到，资本市场的创新和结构性调整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1. 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力，稳定市场信心并推动经济增长。
鞠建东：
上周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们希望讨论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反应。另一方面，最近人工智能和绿色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变得尤为重要。大家对于这两个行业的产业变革也非常关注。接着这个话题，沈首席您在这个行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并且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像上周的市场迅速上扬，引起资本市场的积极反馈。按照中央的要求，确保市场企稳回升，努力实现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您觉得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哪些政策支持是必要的，从而使资本市场能够持续发展，实现有坚实基础的经济增长。
沈建光：
近期出台的这些政策其实非常振奋人心，不仅资本市场对此期待已久，整个经济领域也看到了希望。这次的政策背景在于，政府提出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这个目标是在“两会”提出的，设定了5%的增长率。上半年实际公布的GDP增速为5%，但第二季度下降至4.7%。而从7月、8月公布的月度数据来看，情况比二季度更低。因此，市场和预测机构普遍认为，三季度GDP增速将低于4.7%，可能在4.5%左右。如果四季度不推出更强有力的政策，那么四季度的增速就很难高于4.5%，全年增速可能低于5%，甚至可能连4.7%都达不到。
那么要达成全年5%的目标。那该怎么实现呢？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振信心。过去的政策逻辑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大家都在讨论是否需要大规模货币政策，以及“积极货币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从稳健到积极的政策转变，现在可以看到类似欧美在2020-2021年采取的宽松政策，比如将利率降到零，并进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当时我在香港时，香港政府发放消费券，一开始直接发钱，但效果不好，约有40%的发放资金被居民存了起来。后来改为发消费券，并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消费完，效果明显更好。这种模式其实对中国也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疫情后提振经济时。
然而，当时中国更强调财政纪律，货币政策的扩张幅度不大，虽然有降准降息，但力度有限。这次不同，我们看到了20个基点的降息和50个基点的降准，央行还推出了许多结构性工具，特别是支持股市的措施。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5000亿元的资金支持，后续再加5000亿元，可以说这次政策在规模和力度上都有很大扩展。
这些信号的变化带来了信心上的巨大转变，不仅是资本市场，许多做实业的人也看到了希望。此前，很多资本市场的资深人士都比较悲观，认为经济转型难度很大，而现在他们的态度比我还要乐观得多。这说明，如果政策措施得当，就能显著改变市场的预期。如今，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反应，政策的效果初步显现。
对于达到全年5%增长目标，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发力，财政、工信、发改委等各个部门也将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支持股市，还推动投资和消费。例如，商务部和发改委联合推出的“以旧换新”政策，从最初的100亿元中央财政支持，增加到1500亿元，并计划实施四年。这一政策涵盖了家电、家居、厨卫等八大类产品，甚至包括汽车和电动车。服务业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也推出了消费券政策，比如上海发放了5亿元的服务消费券，这种模式更适合服务业的刺激。
此外，在投资领域，地下管廊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和加装电梯等项目，也为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资金来源仍是挑战，但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融资成本降低，财政扩张也变得更为可行。货币和财政政策需要相互协调，加上结构性调整，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复苏。
在资本市场方面，最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强调了金融作为“国之重器”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资本市场的创新和支持功能上。尽管市场对IPO有一定担忧，特别是股市下行时，但美的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表现非常亮眼，开盘首日涨幅达8%，第二天涨幅达到15%。这说明，只要有优秀的企业，资本市场就能发挥其作用。
创新和高风险领域的投资，国家资金不可能完全覆盖，因此更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金融监管部门提出要发挥资本市场在创新中的作用，让市场资金流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领域。就像早年千团大战中的团购行业，1000家企业最后只剩下几家，资本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次政策的调整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改变，而是财政政策、工信政策、发改委的协同发力。要实现全年5%的目标，各个部门都需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通过这些政策，经济领域逐渐看到了希望，也让整个市场感受到了信心的回升。
鞠建东：
所以通过本周的货币政策推动，我们看到了一些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然后也会有一系列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相继出台。
沈建光：
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由货币政策推动的，更像是国家在全方位放松政策下的一盘大棋。货币政策的调整只是先行宣布的部分，其他政策如财政政策，也会随之跟进。
例如，特别国债1万亿的规模如果不够，国家可能会再追加两万亿。实际上，这些政策可能早已在计划之中，只是分阶段实施。以京东为例，公司有63万名员工，并为他们全额缴纳社保。这对于员工个人、快递员以及企业而言，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许多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缴纳社保，而我们承担了这一责任。
如果国家能够在政策层面降低社保负担，对于像京东这样的大型企业来说，不仅是对企业成本的减负，更是对员工收入的直接支持。对于那些收入不算太高但也不算太低的员工来说，每个月节省几百到上千元，无疑可以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消费。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需要在“以旧换新”等项目上投入更多。这些政策不仅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还能激发消费需求，推动整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鞠建东：
你的这些例子举得很好，我也很同意你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大概在两三年前就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政策来推进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论坛中呼吁要更加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种呼声已经持续了接近两年时间。因此，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思考。
不过，本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货币政策。我在思考这次经济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可以说是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的。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影响了地方政府。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主要依赖土地财政，而疫情的到来使这种依赖面临更大挑战。
在9月26日发布的文件中，对房地产的政策提出了“企稳回升”的要求，明确表示房价不能再跌了。这次的政策表态非常明确。从资产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预期尤为重要。过去几个月，房地产市场上普遍认为房价会继续下调。
2. 房地产市场面临信任危机，政策扶持和国家投资机构介入是重振市场的重要举措。
鞠建东：
这一次政策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强调房价需要回升。我在想，要想实现这种预期的改变，究竟该怎么做呢？
沈建光：
其实，政策的力量对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像当时的智能磁场一样。当时市场环境不佳，许多基金经理都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然而，政策的突然变化迅速改变了市场预期，股票价格随之上涨，甚至有些股票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充分说明了政策在推动资本市场上的强大作用，政策制定者的每一个措施都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关键在于，政策要有明确的方向和手段。对于市场来说，“有牌”比“没牌”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我对欧洲的经济前景比较悲观。与中国相比，欧洲在应对经济困境时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当然，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对策，而是更多地陷入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思维模式。例如，德国在能源政策上就体现了这一点：明明有几十座核电站，投资了数百亿欧元，却因为政治原因关闭了这些核电站。随着俄罗斯廉价能源的消失，他们选择不发展本国核电，却大量进口法国的电能，而法国的电力75%是由核电生产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工业企业也受到巨大冲击。例如，巴斯夫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导致在德国生产一单亏一单，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因此，巴斯夫决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这一举动背后正是欧洲政策失误带来的结果。巴斯夫对中国的100亿欧元投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政策显得更加灵活。例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是一项复杂的政策议题。如何把握调控的力度，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当前市场上有很多悲观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困难上。过去一年，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达到了六七万亿人民币，而今年预计可能会腰斩。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很多购房者对市场预期不明，不敢买房。特别是期房市场，购房者担心开发商倒闭，导致购买的期房无法交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现房。然而，现房的供应也在减少，以前每年新开工面积能达到十几亿平方米，但现在明显下降，未来几年新房的供应将会减少。这使得整个调整过程显得格外惨烈：房价下跌，新开工量减少，未来的住房供应也将萎缩。
尽管如此，市场仍然期待着调整的过程能尽快完成，特别是随着价格的大幅下跌和供应的减少，希望市场能逐渐恢复稳定。目前，许多城市的限购和限售政策依然存在，例如北京、上海，甚至苏州等地仍未取消这些限制措施。有些地方已经放宽限购，允许任何人购买房产。
香港的情况也很有意思。作为香港的常住居民，我亲历了今年3月香港全面放宽房地产政策的过程。之前购房需要缴纳高达30%的额外印花税，这些政策在3月被全部取消。然而，尽管这些政策的放松带来了短暂的“小阳春”，但市场回暖的势头并没有持续，房价再次下跌。可以说，放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对房地产行业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才是关键。
鞠建东：
首先房地产开发商能够“活下去”，然后对未来格局有个清晰的判断。
沈建光：
当前，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严峻的信任危机。即便只是少数几家房地产企业出现了问题，但市场上普遍的看法是，所有民营房地产企业都存在倒闭的风险。与国有企业相比，人们对民营企业的信心明显不足。银行也因此变得更加谨慎，不敢向这些民营企业发放贷款，购房者同样对这些企业开发的房产保持观望态度。
由于银行对民营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减少，市场上的资金流动变得愈发困难。预售制度在过去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来源，但如今这一制度也难以支撑。过去的一些理想化政策主要集中在保障在建工程的顺利完成，却忽略了对开发商主体的支持。这样的政策设计虽然保障了项目建设的延续性，但却没有解决开发商自身的生存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往往缺乏动力去完成“保交楼”的任务，因为即使在建项目能够得到保障，如果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也很难继续运转，甚至难以生存下去。
鞠建东：
目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依然很大，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借鉴美国房利美的模式，建立一个类似的国家级公司，专门集中处理房地产市场中的问题。
沈建光：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个人也非常赞同。我们不一定要完全复制美国的模式，但可以建立一个由国家背书的房地产资产投资机构。这一机构专注于管理和投资房地产市场中的资产，尤其是在当前许多公司的股价较低、土地储备丰富但市值偏低的情况下。此时，国家作为投资者入股这些企业，等到市场回暖后，再考虑退出。这不仅能够帮助稳定市场预期，也能为企业和银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通过国家或国家支持的投资机构入股，可以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从而避免进一步恶化。银行方面，通过这样的措施，也能减轻压力，不必担心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违约的风险。
目前，许多企业依靠银行的“白名单”政策得以维持生存。然而，白名单只是针对项目，而非企业主体本身。这意味着虽然某些项目能够继续进行，但如果企业主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风险仍然存在。
鞠建东：
房地产市场也跌了也快四年了，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清理这些问题资产，恢复市场的活力。当前的情况不允许企业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因此，必须找到出清资本市场的有效方法。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不一定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房利美的国家级机构，而是可以通过灵活的地方性处理机制来解决问题。例如，各个省可以建立自己的处理机制，针对那些负债较高的企业进行专项处理。这样，地方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清理资本和债务，使其恢复正常运营，从而让市场逐步恢复活力。
沈建光：
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却面临巨大压力。从1到7月的财政数据来看，收入大于支出的地方只有上海一个，这意味着大多数省份都面临着严峻的还债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地方政府收购土地或介入房地产市场变得困难重重。地方政府普遍缺乏资金支持，房地产企业同样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仅靠地方政府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一困境，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不仅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还可以推动房地产上下游产业的复苏，包括建筑公司等相关领域。在此背景下，如何稳住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核心议题。稳住房地产，就意味着稳住金融资产，稳住地方财政。
3. 推动房地产稳定和解决新能源产能过剩与出口价格下滑，平衡政府与市场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鞠建东：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推动本周股市上扬的势头继续向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正如我所理解的，只要央行持续发力，股市总能在短期内保持上涨势头。然而，要使经济的基本面跟上股市的上扬，就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以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目前，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企稳回升”的目标，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快速制定并落实具体的政策，确保这一行业真正走向稳定。尽管市场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出清”，但如果要实现“企稳回升”，就必须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在今天上午，我与林老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经济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背景下，有两个主要方向值得关注：
一是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住房地产市场，不能再让房价继续下跌。即使房价不再上涨，至少要通过政策措施确保市场不会进一步恶化，避免市场信心的进一步流失。无论使用何种手段，都需要将市场稳定下来。
二是主导行业的扩张：
在过去几年中，新能源行业扩展迅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今年新能源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导致产品价格迅速下跌。虽然产量在增加，但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这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沈建光：
我也注意到，当前中国经济中表现最突出的部分是出口数据。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出口金额增长了8.7%，但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些问题。
尽管出口金额实现了增长，但实际的出口量增长幅度可能在15%到20%之间。这意味着，尽管出口量在增加，但出口产品的价格却依然处于负增长状态，也就是价格下降。这种情况反映了出口市场面临的价格压力，即使出口量在增长，实际收益却未能同步提升。这种出口数据的背离，显示了当前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挑战：量增价跌。虽然出口市场的需求依然存在，但价格下滑使得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这也对整体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鞠建东：
谈到当前出口数据的情况，我不禁联想到十多年前的钢铁行业。当时中国的钢铁产量迅速扩张，但利润却被铁矿石供应商拿走了，反而导致钢铁价格下降。这种现象正是所谓的“三缺一浦”，即生产量大、市场供需不平衡，但价格和利润却不理想。这个例子表明，某些行业在扩张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定形式的管理和调控。尤其是在面对出口量增长但价格下降的局面时，是否可以考虑价格管理的手段，例如设定最低价格，以保障行业的基本利润水平？
沈建光：
谈到价格管理的可能性，我们都学过经济学，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低价倾向。这种现象的背后，往往是政府对供给过剩的担忧。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供给依然很大，而每个企业都不愿意轻易退出市场。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纷纷上马新能源工厂的背景下，这种低价倾向更为明显。各地政府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后，自然希望这些工厂能够生存下去。为了维持工厂的运转，即使面临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这些企业也愿意以低价销售，以避免产品滞销。这就导致了一种“不惜低价也要销售出去”的局面。
这种现象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调配机制有些相似。过去的短缺经济需要通过配给来解决，但现在的过剩经济同样面临调配的难题。单靠政策来决定每个工厂的生产配额，显然无法适应当前的市场化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家电行业的经历也值得思考。过去，中国彩电行业经历了多次波动，全世界的生产线几乎都转移到了中国。中国的生产能力迅速提升，但市场也经历了多轮的洗牌。最终，这种市场竞争的过程推动了几个龙头品牌的崛起。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所在，让企业在竞争中淘汰或脱颖而出。
但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如何平衡？是应该完全让市场主导，还是需要政府的干预？管理的方式非常关键，如果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往往会适得其反。但完全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让市场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最近，我的一个新思考是，美国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地开始拥抱产业政策。曾经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纯粹的市场经济，但如今这种理念已显得过时。以2008-2009年的次贷危机为例，当时全球经济萧条，造船、钢铁、光伏、风电等行业都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
在那段时间里，中国通过产业政策的扶持，保留了行业的火种。虽然一大批企业倒下了，但有几家龙头企业得以存活和发展。比如，当时的光伏行业依靠工信部的“金太阳工程”得以支持，尽管像无锡尚德这样的企业倒闭了，但国家的扶持让另一家企业成为了全球龙头。相比之下，美国在那时的光伏行业几乎全军覆没。
如今，美国也逐渐认识到，没有国家的支持，单纯依靠市场经济难以维持产业的长期发展。除非所有国家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否则那些拥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将占据优势。因此，美国也开始重新调整政策，支持本国的产业发展。
对我们来说，现在市场经济依然是最核心的驱动力。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使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相结合。这是一种复杂而重要的平衡，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4. 新能源、人工智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支持和政策开放将是推动这些行业发展的关键。
鞠建东：
对，我刚才想到关于经济发展的未来发力点，最近有几个板块被频繁提及。第一个板块是新能源。第二个是人工智能（AI）。第三个板块涉及到公共服务。最近刘世锦提出了“十万亿计划”，认为需要将投资重点从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资，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投资。更多地用于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生活服务，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他提出要重点保障两类低收入家庭：一是农村低收入群体，二是进城但没有户口的低收入群体。这些人群的基本服务需要得到保障。第四个板块是生产性服务，即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的结合，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服务支持。这四个板块已经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那么，在这些领域中，你更看好哪些呢？
沈建光：
第一个领域是新能源。这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扶持这个行业。但问题在于，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迹象。
另外，以我在京东的观察为例，在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其实有很多领域可以投资和发展，比如物流和智能化供应链。
物流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供应链的打造上。商务部目前也在推动“村村通电商”，其核心仍是物流和供应链的建设。如何打通物流渠道，使快递员能够进入村庄，同时提升道路基础设施，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别是能否进一步触达更广泛的市场，也存在很大潜力。还有冷链物流，如何将田间地头的新鲜农产品快速送到大城市，缩短运输时间、减少损耗，确保产品的新鲜度，这也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
此外，无人机和低空经济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一领域有巨大的潜力，但仍面临政策障碍，尤其是空域管理和各类监管问题。如何突破这些限制，是推动无人机物流发展的关键。
另一个受到启发的领域是汽车改装。在海外，二手车的改装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例如，在欧洲，一辆老旧的长城汽车可以通过改装，焕发全新面貌。然而，在中国，这个行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改装后的汽车，如果涉及到外形或内部配置的改变，就可能不被允许上路。根据商务部的测算表明，如果这个行业在中国开放发展，每年的产值至少可以达到1万亿人民币。因此，如果政策放开，这个行业的增长潜力将十分巨大。
还有其他领域，比如小型机场和短途航空。清华的教授李道奎提到，像摩托车骑行和私人飞机的驾驶培训在中国都存在较多的限制。在美国，这类小型机场、无人机、私人飞机和商用飞机的短途运输已经相当发达，而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未全面发展。如果这些领域能逐步开放，潜力将非常可观，甚至可能每年带来上万亿的产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家访式医护服务也是一个值得发展的产业。类似于日本的做法，医生会定期上门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而不是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或医院。这种服务模式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产业增长点。
此外，新消费领域也有很多机会。例如，最近大热的“黑悟空”游戏，它的火爆带动了相关消费需求。京东很早就与其合作，游戏的热度直接推动了平台上高端游戏机、键盘等设备的销量，甚至带动了山西的旅游业发展。许多玩家根据游戏中的场景到山西实地考察，成为一种全新的消费形式。
鞠建东：
在整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增长点，这些增长点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不同。那时候称之为“搭桥”，即中国通过加入全球产业链，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将国内资源与全球市场对接。但如今的情况不同，面临的挑战更多。
沈建光：
这些新的增长点需要整合起来，而这种整合的关键在于资本和金融市场的支持。与过去不同，欧洲在一些产业发展上遭遇了瓶颈，尤其是绿色产业、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以德国为例，尽管他们在这些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监管，限制了产业的成长。比如，在数据保护上，欧洲早早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导致许多企业必须雇佣大量律师和合规人员来满足这些要求，对中小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压力。与之对比，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强调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为数字经济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欧洲在金融领域的教训同样值得关注。次贷危机前，欧洲的投行实力不容小觑。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开始对金融行业进行大规模整治和限制，比如限制银行发放奖金。这使得很多人才流失到美国，同时企业也无法承受高额的固定成本，导致欧洲的投行业务逐渐萎缩。
相反，美国作为次贷危机的发源地，在危机后却通过遵循市场规律，实现了投资银行的强势复苏。这也导致如今全球资本市场上，美资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过度监管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却可能对行业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这也是欧洲金融业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5. 经济发展的新起点带来希望，但过度监管与资本市场设计亟需调整。
鞠建东：我相信这周是个历史性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过去学到的教训中汲取经验，比如欧洲的经验教训。他们在许多领域采取了过度监管的措施，这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那样，过度的监管反而会限制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成功经验。比如1992年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这与房地产开发的推动密不可分。因此，在保持社会健康、稳定运转的同时，如果希望经济取得更大发展，就需要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度。也就是说，需要让“手脚伸得更开一点”，这就意味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支持，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例如，刚才圆桌讨论中提到的按模型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深入到学校、企业、农村和商业。这种深入过程需要有资本的跟进。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这与过去依靠计划经济的调控不同，现在更需要市场的需求来驱动。当有需求出现时，就需要立即行动，并且政策要相对宽松，允许企业利用大模型做出一些新产品和服务。只要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应用场景是可行的，就应该鼓励其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大模型的发展可能很快就会带来一些职业的消失。比如，利用大模型可以快速生成“数字人”，这些数字人可以回答学生的问题。这种技术的发展会不会对教师职业造成挤压？我们是否可以进行试验，以了解这些变化对社会的影响？
此外，我也在思考，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比如，京东在使用数字技术后，不仅没有减少岗位，反而实现了员工数量的增长。
沈建光：
六年前我加入京东时，公司有18万名员工，而在经历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后，我们现在的员工数量增加到63万人，而且员工的薪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这一过程中，电商的渗透率也在不断上升。然而，随着电商行业的扩大，我们发现，这对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
电商的发展对工程师、算力以及技术研发的需求越来越高，同时也对客服人员有着巨大需求。虽然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客服机器人得以广泛使用，但实际上这些机器人根本无法完全取代人工客服，我们仍然需要大量招聘实际的客服人员。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技术与人力资源之间的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随着新产业的形成，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新的用工需求。正因如此，尽管很多人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但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工作机会也在不断涌现。
比如，过去人们常说，汽车的出现让马车夫失业了。然而，为了推动汽车工业的发展，新的就业机会也随之产生。大量工人需要参与到汽车的生产、制造和维护中，最终形成了新的行业生态。因此，即使技术进步带来了某些岗位的消失，却也推动了更多新岗位的诞生。
鞠建东：
所以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时间点，我们一起来呼吁大模型要走进千家万户？
沈建光：
我认为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采取“大跃进式”的做法。对于大模型的发展，政府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资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项目适合风险资本的投入，因为在中国，数百个大模型项目中，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可能并不多。但今天来看，大模型可以细分到不同行业和垂直领域，不是所有的大模型都需要管控。每个细分领域都有机会，不同类型的大模型可以专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然而，每个细分行业最终可能只会有几家最强的企业存活下来，这正是市场的优势所在——优胜劣汰。如果试图保证所有企业都存活，那就变成了国家资本的“备货”行为，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虽然国家的支持能帮助一些项目，但竞争中必然会有胜者和败者，这才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如何在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保证整个行业的发展更健康。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到了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包括与几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提出的“地方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他们通过模型分析，证明了地方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打消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
另一方面，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扶持大模型企业，或者都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问题就会浮现。当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过度补贴时，会导致激烈的低价竞争，甚至是市场的无序发展。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某些芯片企业的“泡沫”现象。地方政府给予大笔支持资金，但企业却在短时间内倒闭。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每一波产业浪潮中都会出现一些投机公司。这一波大模型浪潮中，也可能会看到类似的现象，就像过去的光伏行业一样。尽管当时有“一地鸡毛”的情况，但最终还是市场的力量，让行业中脱颖而出的龙头企业成为全球领军者。中国也借此牢牢占据了该产业的主导地位，虽然过程充满挑战，但成果显著。
现在，美国也意识到，没有产业政策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如何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降低损失？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话题。
鞠建东：
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到兴奋，因为这一周带来了希望，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这样的起点并非第一次出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转折点。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1992年南巡，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今，这个新的起点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那样，过度监管是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欧洲的经验表明，过度的监管会限制行业的发展，使得各个领域难以实现蓬勃发展。这是我们在推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另外，金融行业对于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支持也需要加强。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创新方面的力度还不够。虽然我们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想要加速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步伐，就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些领域的支持力度。
沈建光：
回顾上一波互联网浪潮的崛起，中国实际上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在这波浪潮中，涌现了众多企业，包括像京东这样的龙头企业。京东于2014年在海外上市，当时获得了大量资本的支持，其中既有外资，也有内资，包括私募股权（PE）和风险投资（VC）的资金。在早期阶段，很多国内公司对电商进军物流行业并不看好，认为这是一个重资产、需要巨额投资的领域。然而，最终是风险资本看到了其中的潜力。
然而，现在的情况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时，企业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和国际资本来支持发展。许多初创公司，尤其是那些掌握技术的小公司，如乌境，他们通过获取资本支持后赴纽约上市，从而迅速崛起。但如今，这条途径已经被堵住了，或者至少不像以前那样顺畅。因此，中国企业现在更需要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形成一个闭环。这个闭环从种子资本开始，经过培育期，然后在国内上市，最终让早期投资者有机会退出。那么，如果这个闭环不成立，企业又该如何发展呢？
因此，资本市场的设计显得尤为关键。例如，当企业无法在美国上市时，可以选择在香港上市。然而，香港上市的路径在一段时间内也变得困难重重。这就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设计至关重要。以京东为例，2014年时，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必须连续三年盈利才能上市，因此京东当时无法在国内上市。这种要求使得一些创新型企业失去了在国内市场融资的机会。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究竟什么样的资本市场设计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最能支持企业创新的自然规律？以中国的创业板为例，它允许硬科技企业上市，但不支持软科技企业。以人工智能为例，作为软科技，它目前无法通过创业板上市。国家虽然非常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但如果这些企业最终无法上市，就无法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
因此，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资本市场体系，帮助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成长，是当前亟需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不仅关乎资本的流向，更关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