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近日主讲第二期“清华五道口国际经济讲座”，分享其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马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王子、香港大学教授朱晓冬的合作文章Trade Wars and Industry Policy Competitions (《贸易争端与产业政策竞争》)，并与观众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自中美贸易争端之后，许多研究认为特朗普政府施加对华关税政策使得美国福利降低，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福利降低，这一结果与政府是理性的假设相违背。同时鞠建东与合作者发现，近年来拜登政府积极地使用了很多产业政策工具，但过去的理论认为产业政策会扭曲社会福利，会使经济变差。然而事实是，除了美国，欧盟也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这些事实也与政府是理性的假设相违背。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特朗普政府施加对华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解释政府的行为吗？
鞠建东与合作者的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设定，解释了特朗普政府施加对华关税政策和拜登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动机。这个简单的设定是规模经济假定，即假设经济是有外部性的，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产业规模越大，对应的生产率就会越高。当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情况下，对一个行业进行补贴，这就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当关税工具和产业政策工具都可以使用的时候，就要去研究一个最优的政策组合。
随后，鞠建东通过图片来解释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争端的动机。首先图c和图d的纵轴都是特朗普政府关税税率，横轴分别为美国进口产品中来自中国产品种类份额和美国分部门就业率，两张图都没有清晰地描述出关税和中美贸易顺差、关税和美国分部门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图中，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主要面向一些高科技行业，比如新能源、半导体、机器人等产业）相关的产品种类相比于其他产品种类，特朗普政府征收了更高的关税。同时，美国301报告中也提出，特朗普政府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他们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不公平的，所以要去反对。因此，鞠建东与其合作者的文章中认为，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争端的原因在于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竞争。后来的拜登政府也是通过美国的产业政策来反制中国的产业政策。所以，鞠建东认为，既然美国针对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那么就需要考虑中国的产业政策到底是怎么来的。贸易争端和产业政策之间有什么样的交互作用？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鞠建东与其合作者在文章中基于Caliendo and Parro（2015）建立了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引入了分部门外部规模经济，即加入反映规模经济的参数。文章用2017年7大主要经济体和44个行业的数据进行模型校准，引用Lashkaripour and Lugovskyy（2022）中对规模经济参数的估计，文章发现“中国制造2025”中所列举的产业表现出强烈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鞠建东介绍到，他们的文章做了几大反事实模拟，包括计算对“中国制造2025”的最优产业补贴率，计算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福利效应，计算贸易争端下中美的纳什均衡关税税率，计算在中美存在产业政策竞争条件下纳什均衡关税税率以及此条件下美国的最优产业政策补贴率。
鞠建东表示，量化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多个渠道。首先是贸易、生产和投入产出的数据来自于2015/2017 OECD跨国投入产出表，采集对象被划分为7大经济体，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巴西、印度和由剩余国家及地区组成的经济体。数据包括44个行业，其中分为22个可贸易行业和22个不可贸易行业。关税的数据来自于2015/2017年贸易争端之前，从世界综合贸易体系数据库里得到(WITS)，特朗普关税数据来自于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中国的反制关税数据来自于商务部。最后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数据，“中国制造2025”中有10个产业，文章将这10个产业匹配到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中的7个产业中。
鞠建东与其合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引入分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捕捉了高科技产业的经济特征，即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发现关税政策、产业政策和全球价值链联系三者间相互关联。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有效地增加了美国和其他国家（除日本外）的福利。在中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产业进行补贴时，特朗普第一波关税造成的美国福利上升，会比没有2025补贴计划时更大一些。贸易摩擦的加剧使中美两国都有福利水平的损失。当美国也可以使用自己的产业政策时，其最优政策应当是补贴美国产业，但降低现有的关税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