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报|鞠建东教授合作论文荣获2024年浦山政策研究奖

鞠建东教授在获奖感言中首先感谢了合作者们为研究做出的贡献，以及浦山基金会与学术界前辈学友对论文的肯定。他分享了该研究始于2018年的缘起与核心发现：论文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引入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尤其聚焦“中国制造2025”所涵盖的高科技行业），解释了美国发动关税战的潜在逻辑——通过抑制中国高科技产业规模、扩大美国本土产业规模，以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与社会福利。研究进一步指出，该模型得出四项关键结论：中国应该向“中国制造2025”中的高科技产业提供约8%的补贴；美国虽理论上最优政策为补贴，但受国内制度约束只能采用次优的单边关税；中美关税战演变为“囚徒困境”，导致双方整体福利受损；全球最优解为两国共同实施补贴政策并将关税降至零水平。该研究为理解国际贸易冲突中的政策选择与福利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在随后的个人分享中，他阐述了构建“新国际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指出该理论是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引入“行业规模经济”这一核心变量。他回顾了国际贸易理论的三阶段演进——从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企业规模经济理论，再到梅利兹等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指出这些理论均未脱离比较优势的基本框架。

他强调，“新国际经济学”将规模经济分析维度从企业提升至行业，认为行业规模经济具有随机性和政策可调节性，造成市场失灵，从而使贸易格局由“比较优势”与“行业规模”共同决定。在这一框架下，他提出两项推断：第一，美国在1990年代推行外包、全球化与当前推动“制造业回流”均具有理论合理性，当前行业规模经济的作用有可能超越比较优势，美国需通过产业政策抑制中国制造业规模以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其二，国际贸易体系正从WTO多边框架向“大国经济圈”演进，小国因难以形成行业规模而面临边缘化风险，未来可能出现以中美为核心及小国联盟形成的三大经济圈。

他进一步指出，“新国际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长期动态增长的理论，其研究需融合产业政策、国际金融与安全体系三大支柱。中国若要在未来亚洲共同体中构建规模优势，必须在贸易与产业政策、区域货币体系及安全机制三个方面统筹推进，以突破规模约束、避免陷入低增长陷阱。

以下为鞠建东教授在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颁奖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首先感谢浦山基金会对我们的鼓励。这篇文章是我和马弘、王子、朱晓冬一起完成的。他们三位也很想来，但马弘、王子有课，晓冬去大别山区做田野调查了，从村里出来不方便，所以就由我来向大家汇报。

我先简单介绍下这篇文章的核心发现。我们的研究始于 2018 年，初衷是解释中美贸易战1.0。这里要特别提一下，7 年前的马弘和王子还是年轻学者（当然现在更年轻有为了），苦活、累活是他们做，这篇文章中，最艰苦繁琐的模型、计算、数据工作，主要由王子、马弘、晓冬完成，我要感谢他们的艰苦努力。

文章的起点，是想解答 “特朗普1.0关税战到底是为什么”？关于特朗普 1.0 关税战，已有数百篇相关文章，最核心的发现是：特朗普 1.0 关税的成本基本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这样特朗普关税降低了美国的社会福利。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 特朗普关税是否理性？我们的文章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方法是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增加一个假设：假设存在行业规模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 2025” 涉及的高科技行业存在行业规模经济。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对特朗普的行为做出理性解释：因为有行业规模经济，所以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压制了中国行业规模、扩大美国行业规模，进而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增加美国社会福利。

这里的 “行业规模” 很简单：在企业成本函数中，加入 “行业就业量” 这一变量 —— 行业就业量越大，企业成本就越低。我们只是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这样一个简单假设。但加上这个假设后，文章得出了四个核心结论：

1.因为存在行业规模经济，所以市场是失灵的，中国应向 “中国制造 2025” 的高科技产业提供补贴，经计算，补贴比例约为 8%。

2.中国补贴后，美国的最优政策也应该是补贴，但美国难以实施：一是政府可能缺乏经费，二是补贴决策权在国会而非总统，所以特朗普能做的 “次优选择” 就是加征单边关税。

3.美国加征关税后，作为 “大国” 的中国，求纳什均衡，最优应对策略是反制，这就会引发关税战；而关税战带来 “囚徒困境”，会导致中美双方福利均下降。

4.全球存在 “全局最优” 方案：中美双方都对相关产业补贴，将关税降至 0。但由于市场失灵，“全局最优” 和美国与各国非合作博弈的 “纳什均衡” 不一致。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的思考，不代表其他三位作者的观点。我把我的发言PPT 发给我的几位合作者，晓冬提出 “后面的内容是你个人思考，我保留意见”，所以下面这些仅作为我的个人见解，供大家批评讨论。

我的思考主题是 “新国际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首先想和大家回顾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

•首先是 “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学派），核心是李嘉图模型和 HO 模型（赫克歇尔 - 俄林模型）。以两个行业为例：行业一为低技术加工制造业，行业二为高端制造业。若中国在加工制造业的相对生产力高于美国，按李嘉图模型，中国会分工发展加工制造业，美国则专注高端制造业；按 HO 模型，中国作为劳动富裕型国家，会分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分工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分工对全球全局、尤其是对小国而言是最优的，因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是全局最优，这也构成了WTO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是 “新国际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为代表。该理论聚焦讨论“企业规模经济”，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经济有垄断利润和产品多样性，因此每个品牌通常由一家企业生产 ，加上德国消费者喜欢美国汽车、美国消费者喜欢德国汽车，这构成 “行业内贸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行业间贸易，仍由比较优势决定，所以克鲁格曼的理论框架并未超越比较优势。

•第三个是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以Meliz、E-K模型为代表，仍属于前述框架，只是假设 “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存在异质性”，但跨行业贸易的核心逻辑，还是由比较优势决定。

基于这些现有理论，我提出“新新新国际贸易理论”，三个新字，也称之为 “新国际经济学” 的微观基础。它的核心是在 “比较优势” 基础上，加入 “行业规模经济”（注意：是行业规模经济，而非企业规模经济）。此时市场会出现失灵，全球贸易流向由 “比较优势 + 行业规模” 共同决定；而单个企业的生产力，则由 “行业规模 + 企业生产力 + 要素禀赋” 三个因素决定 —— 简单说，就是在李嘉图模型和 HO 模型基础上，增加了 “行业比较优势” 这一变量，这和我们前文模型中 “行业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的逻辑一致，在模型操作上并不复杂。

需要强调的是，“行业规模” 具有随机性，且可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干预。比如义乌和周边的小县城，本身在资源禀赋上没有本质区别，但义乌从做小商品起步，逐渐形成规模，最终成为全球小商品集散地。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90年代全球化政策和TRUMP2.0的反自由贸易政策哪个对？美国现在整个社会进行反思，说是2001年让中国加入WTO做错了，到底这个反思有没有道理。我的不成熟的看法，理论上美国90年代的全球化政策和Trump2.0的反自由贸易有可能都对。

假设企业只关注短期利益（最多看 3-5 年）。 90 年代美国企业因国内劳动成本高，将制造业外包到海外以提升利润 —— 当时 “比较优势” 的力量大于 “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力量，所以自由贸易是正确选择。但 30 年后（尤其是 2018 年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的力量大于比较优势的力量，因此现在美国推动 “制造业回流”，从理论上看也是合理的。

因为市场失灵，美国仅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制造业振兴，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而 “行业规模” 所带来的一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具有一定 “零和游戏” 的性质 —— 美国要扩大自身制造业规模，就必须遏制中国制造业规模，这是加入 “行业规模经济” 假设后得出的结论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国际贸易体系的变革方向”：在 HO 模型（无规模经济、完全竞争）的框架下，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分工，自由贸易能让各方受益，因此形成了 WTO 这样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但一旦存在 “行业规模经济”，小国因难以形成规模而丧失竞争力，国际贸易体系就会演变成 “大国经济圈”。未来可能出现三大经济圈：一是美国经济圈，二是中国经济圈，三是 “小国抱团” 形成的经济圈（欧洲市场原本有潜力成为一个经济圈，但目前欧盟制造业竞争力下降、政策混乱，正在失去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动能）。而这些经济圈的形成，无法仅仅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实现，必须依靠产业政策来加持。

所谓“新国际经济学” ：因为产业的世界市场份额的竞争具有零和游戏的性质—— 我的市场份额扩大，你的就会缩小；而且产业规模是动态演变的，不能只看短期市场份额，必须着眼 20-30 年的长期趋势。所以，“新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或者“新国际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不再是贸易格局，不再是“静态比较优势”，而必须聚焦于增长，聚焦于产业升级；又因为涉及 “增长”，需要宏观与微观结合，所以称之为 “新国际经济学”。

没有长期、一致、有效的产业政策，产业规模就难以扩大；一个国家若失去行业规模优势，就可能落入低增长陷阱，比如当前的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向中国学习产业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

最后，我想谈谈 “新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它需要多领域结合，这也契合我们世经政所、上海财大的研究方向 —— 因为行业的长期增长规模，不仅涉及关税与产业政策，还涉及货币与金融体系、安全（包括军事安全、供应链安全）。三个领域需要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而言，未来需要主导25亿人左右的市场规模，我称之为亚洲共同体，因为你没有规模，你就会被人家挤掉，为了构建这样的规模，我们在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1.贸易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

2.区域货币金融体系；

3.区域安全体系 —— 要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圈子里，必须保障其国家安全和产业链安全，否则人家不敢来。

这三个方面的政策需要统筹考虑，原来的国际微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学、国际政治与安全等三个学科就需要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新国际经济学” 与原来的国际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 相比，在理论与政策上有巨大区别。以上就是我超出原文范围的个人思考，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简称“浦山奖”)由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主办，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克已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浦山奖”被国家教育部纳入科技统计年报项目。“浦山奖”主要奖励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与增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浦山奖”每两年评定一次，每次评出三个奖项，五篇获奖论文;奖项分配机动，分别为:浦山学术研究奖1-2篇，浦山政策研究奖1-2篇，浦山青年学术论文奖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