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与CIFER研究专员李思佳在《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4月刊发表文章“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建议今后10年，每年通过货币产业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投入2万亿人民币，“反国际技术遏制”，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增加1%的GDP增长率。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反国际技术遏制”，对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文章认为：在经过1978—2018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在整体上已经胜利完成。以2018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化时代。相应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需要从工业化时代的制造、加工装配、房地产、铁公基等，转换成知识化时代的创新与产业升级、高科技服务、知识服务等主导产业，但是这个结构转型卡壳了。这个主导产业的升级卡壳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关键原因。
产业升级卡壳会带来严重后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日贸易争端使日本的发展停滞在电子、汽车、钢铁行业，错过了信息和生物工程产业发展的浪潮。日本GDP年增长率从1988年的6.79%开始逐年下降，1992年降到0.85%，4年之内从高速增长掉到几乎零增长，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经济停滞之路。
美国几乎采取了与遏制日本高科技产业同样的手法遏制中国技术进步。这种遏制不是简单的技术封锁，而是通过政策干预中美企业国际分工，使得美国企业分工到先进技术，而中国企业分工到相对落后技术，从而保持美国技术领先中国一到两代、维持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其核心是两点，第一，打击敢于和能够挑战美国技术垄断的中国企业；第二，在核心技术的世界（包括中国）市场上保持美国垄断，卡断中国技术的升级路径。
以芯片市场为例，由于华为在5G等先进技术上挑战美国企业，美国对华为坚决打击，禁售7纳米（nm）、5纳米等高端芯片和技术。受美国禁运影响，2021年华为手机出货量大跌，华为的市场份额被三星、苹果、小米、OPPO及vivo获得。与此同时，美国却向那些没有威胁到美国技术霸权的第二梯队手机企业出售7nm、5nm的先进进口手机芯片，对中国高端芯片市场进行垄断。虽然中国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公司--中芯国际在2019年底实现了14nm芯片的量产，但由于中国高端芯片市场被进口芯片所垄断，对国产芯片需求极小；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便无法支撑对更先进芯片的研发，使得国产芯片技术升级困难重重。
文章认为：不打破国际技术的遏制与垄断，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无法实现。对于国际技术遏制，无论是什么措施，本质上需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而本土技术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培育、发展。文章提出“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
文章以一个虚拟的“小果”手机案例，解释了什么是“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第一，无论“小果”是国产还是进口手机，只要在中国市场销售，“小果”手机在中国市场总出货量的30%必须使用国产芯片，低于这个比例，“小果”手机将被征收累进的“反国际技术遏制”税。比如说，当使用中国芯片的“小果”手机小于总出货量的5%，“反国际技术遏制”税可以达到400%。第二，在这个政策下，“小果”手机出现两种类型，使用进口芯片的和使用国产芯片的。对于使用国产芯片的“小果”手机，有可能市场价格低于成本，国家将对其补贴，保证使用国产芯片的“小果”手机的利润率达到10%。
通过这样的 “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确保中国技术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30%，为中国技术提供必要的市场需求，铺设中国技术升级的路径。作者表示，这是“反国际技术遏制”的一个初步建议，尚有较多细节需要完善，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反国际技术遏制离不开确保本土技术一定的市场份额, 通过市场需求拉动国产技术的升级。
“反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对于下游企业（比如手机）使用国产技术（比如芯片）进行补贴，也需要对国产技术（比如芯片）的研发、生产等进行支持。文章建议今后10年，通过每年2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这种全产业链的“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也就是说，就是通过精准的货币投放，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建设自立自强的高科技产业体系，推动中国技术的升级，实现“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作者认为，这项刺激计划将增加我国1%的GDP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