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以“2023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展望”为主题，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线上线下相结合，中英双语直播，全球全网共享。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出席圆桌讨论一“中国经济展望”，围绕“中国经济出现新特征、新逻辑、新政策”进行观点分享。
刘元春指出，中国复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比如说三大需求都在上扬，货币供应量还很高，但是价格却在下降；同比增长数据很好，同比利润数据却很差。
刘元春表示，要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机制，据此分析和理解新阶段的新特征。当前的报复性的反弹是是社会交往的恢复，交易秩序的恢复，没有过渡到利润的修复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刘元春强调要高度重视一些政策实施的底层逻辑：目前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比较困难，如何制定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大量资金在政府，国企和银行间空转，如何纠正货币政策上的扭曲，缩小市场利率和政策性利率的差异，解决民企融资环境恶化的问题。
刘元春解释物价下降会导致利润下降，要扩大内需，以提升信心，需要新的政策，例如增加保障性住房以促进市民化，提供新的消费补贴等。
关于国际问题，刘元春认为一定要快速复苏，发挥超大市场经济体的作用，以市场空间来破解目前美国刚刚形成的“小院高墙”的战略布局。
刘元春发言速记：
中国经济出现新特征、新逻辑、新政策
刘元春
张燕冬【主持人】：下面我们请三位嘉宾上台来，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还有一位是北大国发院教授、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还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副院长,田轩老师，有请。
张燕冬：科技驱动是下一轮非常重要的，谢谢，待会儿再问。刘校长，您怎么看，您好像提出了一个中国经济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又怎么界定？是怎样的一个阶段，谢谢。
刘元春：这里面要讨论一些视角，刚才大家讨论得很宏观，历史视角都可以拉到康氏周期，至少50年才能讨论得明白的事情。当然我同意黄市长刚才的看法，中国有巨大的红利，从中长期来看绝对不能对中国悲观，特别是刚才姚洋老师也谈到我们的技术。实际上这里很重要的，一定要看到趋势，而不是看绝对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专利没有超过美国，我们的高被引文没有超过美国，但是近三年都超过了它。我们原来在一些引领性的产业上没有超过美国，现在我们在若干产业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引起美国人的关注，特别是卡脖子问题的出现。卡脖子问题的出现绝对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落后，而是我们技术快速进步、挑战型进步的产物。
因此在中美冲突这样一种历史背景里面，面临美国对我们的打压，我觉得我们首先不是一种悲观，实际上这是我们进步，改变格局所带来的结果。因此面临这样一种挑战与应战之间的冲突，我们作为挑战者，我们应该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要抱有乐观主义。
张燕冬：要看趋势。
刘元春：对，短期我们会看到，我们要想使自己行稳致远，必须把每一步走好，而不是看着地平线来行走，看着北斗星进行飞翔，可能会出问题。因此我们如果聚焦到当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再聚焦政治局所讲的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复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大家分歧很大，原因就是一季度的数据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比如说我们三大需求都在上扬，货币供应量还很高，但是我们的价格却在下降。
再比如说我们的市场预期很糟糕，但是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外资增长速度却超预期。我们一看到目前“五一”还有“清明”“春节”，出行指数的报复性变化，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企业好像利润不行，利润下降得很快。还有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一季度一般公共支出加上基金类公共支出，同比基本上是零增长，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在政府报告里面全年财政支出，广义财政支出预算达到7%左右，这里又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2、3月份房地产数据跑得很好，4月份交易数据一下就下来了，大家也在想小阳春之后马上会不会倒春寒。另外我们看到“五一现象”“淄博现象”但是整个旅游门票收入依然只达到了2019年的84%。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很具有冲突性的数据，导致我们按照不同数据的解释得出不同结论，这恰恰印证我们的复苏在疫后重启之后，我们的复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我们以往没有面临的，需要我们重新进行思考的，来把握它的一些运行逻辑，然后才是针对这些运行逻辑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为什么消费上扬4.6%，投资上扬5.1%，出口上扬14.8%，物价水平还在跌跌不休啊？很简单，因为需求上得快，供给恢复得更快，需求没有跑过供给。从大势来讲，供给、需求不同步复苏，但是不能解释为箫条。
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报复性反弹，同比数据很好，利润同比数据却很差，我们报复性的反弹是出行数据，是社会交往的恢复，交易秩序的恢复，而不是利润的恢复，所以第一个阶段复苏就是社会的修复，但是没有过渡到利润的修复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当然更没有过渡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扩张阶段。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关注的宏观分析，不仅仅是我们的“三架马车”更重要的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更为深层的是四大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及这种修复过程中行为的调整和变异。因此我们的政策也要根据这样一些逻辑来进行分析，中央与地方不同部门在财政支撑和新型政绩观内生动能的驱动下的一些表现，这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经济形势的解读，以及对下一步我们行动的方案才有很好的分析和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有新特征、新逻辑，更需要新政策。
张燕冬：非常受启发，刘校长讲的是社会的修复而不是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所以这种经济恢复实际上是一种错综复杂，各种极端不同的因素在一起的，这也给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它不是单向的思维，是一种多元或者是非线性思维。您看从哪突破比较好，从政策的层面上，谢谢。
刘元春：目前很多数据的变异很正常，但是需要更专业的分析。比如说对环比、同比的认识要把握得很清楚，对于这种补偿性的恢复和常规性的恢复要有很好的区别，否则就会出现一些政策对象的失误。就是如果你理解错了，逻辑就错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目前我们的一些政策实施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目前财政修复很艰难，尤其是地方财政修复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财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也就是说一定要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的达到积极的效应，首先是你支出要达到5%、6%的速度，而不能减少、停滞，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很重要的是目前M2很高，新增贷款10.6万亿基本上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大量的信贷流动性是在金融体系打转，在政府、银行、国有企业这三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循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目前货币政策要想真正浸润到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我们必须要纠正目前在货币政策上的一些“扭曲”，这个“扭曲”体现在利率，目前政策性利率3%多，我们给国有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已经跌破了1.8%，一些县级平台公司以及民营企业融资的成本实际上平均可能依然在6%—10%的区间，这个差距越大，表示整个货币政策的扭曲性越厉害，我们单纯的用总量性注入的时候，结构性注入的时候，带来的是整个货币打转和利率政策的扭曲，因此我们会看到国有企业目前的利润已经很好，一季度同比已经正增长9%多了，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是负的，特别是中小企业负得很厉害。
为什么会这样？你就会发现它的融资成本，各种环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更加糟糕了。货币政策怎么改变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传统的思维是财政挖坑、货币放水。但财政挖坑挖到谁身上？挖到国有企业身上。因此我们会看到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目前的复苏很迅猛、很好，但是民营企业没有动静。我们解释民营企业的动力不足、信心不足，那不对。我们参加很多企业家的活动，可能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资本家可能信心不足，的确他有担忧，但是中小企业家依然是磨刀霍霍向猪牛的，想转变亏损格局的，还有新生代的年轻人依然是对祖国满有情怀的。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这种所谓的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我们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而没有分层处理、分层对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有的放矢的政策调整。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在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些财政和信贷之间的配合方式，对于国有企业，对于国家主导的项目融资成本这么低，而我们的政策性利率之间的差额越弄越大，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度降低政策性利率，减少这样一种不匹配的“扭曲”，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也要高度重视，虽然说物价水平目前没有进入到通缩阶段，但是物价的环比和同比下降一定会导致利润修复的受阻，因此怎么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政治局给出了很多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扩大内需，逆转大家的信心。这里面我感觉我们目前还是需要在一些政策点上有一些新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比如说消费政策，我们会看到一定要真正调研清楚居民消费的热点，我在很多场合谈过一个最简单的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装修”的第二个、第三个周期，我们能不能对老百姓进行新一轮的“装修”补贴，而不是简单的在传统的三板斧上做文章。
再比如说我们在保障型住房上已经说了N年，为什么不能通过保障型住房使我们市民化的速度加剧，同时释放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消费红利，所以这里面需要我们有一些新思路。
当然还有大家谈到的国际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目前全球很低迷的时候，中国一定要快速复苏、快速发挥超大市场经济体的作用，以它的利润空间、市场空间来破解目前美国刚刚形成的“小院高墙”的战略布局，这是当务之急。我觉得目前新阶段里面国际、国内环境对于我们在政策上的拿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思路上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张燕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所有老师，大家都可能认为内需和消费现在是挺重要的，也是拉动经济很重要的杠杆，但是这又陷入一个悖论，老百姓有后顾之忧的时候他是需要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去投入民生这一块，现在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刚才老师们也说到了，国家财政又有所收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老百姓如果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大胆花钱，这个后顾之忧又需要国家去保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刘元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现在大家都在谈原理、常识，扩内需、促消费、稳投资，编的顺口溜大家聊得都很好，但是要讲真做事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了。这里面我觉得目前来看，很多困局我们不是简单的短期问题，而是中期问题，不是简单的政策性的投入，而是制度性的改革。刚才黄市长谈的红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构建未来的几大红利，一切都会建立在新一轮的大改革上。比如说扩消费，很重要的来源是我们对于社会基础的重构，对安全网的重构，来源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大改革，要破解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大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全球都面临增长乏力，全球都面临债务高筑，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依然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有为政府，一方面是有为政府积淀下来的债务问题，这之间怎么平衡？目前来看政府这个职能急需要改革，而政府职能的改革与我们整个财税体系的优化，财政体系的调整，实际上是迫在眉睫。因此大家会看到二十大围绕着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八大方面，金融是一个方面，财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核心我觉得依然是在财政，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枢纽依然是政府，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以及功能的划分依然是在政府的改革上。
我们目前如果在一些制度的设计上没有中期的视角，一定会陷入困局的，比如说土地财政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天大的问题。土地财政的破局不是简单的采取房地产功能的回归，依然是来源于我们整个中央和地方财政功能的改革和再定位，依然来源于整个政府对于产业投资，对于社会建设之间的平衡，这里面我觉得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宽的视角，在处理短期问题上面，也是经济工作会议谈到的六个平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平衡。
一定要在今年和明年把这个大改革的序幕拉开，要把大家所关切的一些问题能够提出来，而不是回避它，更不能因为我们短期所面临的一些压力而把中期的一些问题掩盖掉。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说是一种短期导向，一定是一种鸵鸟战术，必须要有一个中期定位，所以我感觉目前我们就消费谈消费是没有答案的，就投资谈投资也没有答案，就扩内需谈内需也没有答案，所以这里面有几大平衡，我就简单说这些。
张燕冬：最后每个人留下一句话，对中国经济展望。
刘元春：全球动荡恰恰是我们经济崛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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